第三章（第7/18页）

艾拉即使是面对普雷克斯特先生那似乎得来不易的厌世态度，也仍旧努力向讨论中注入些理性和希望，如果他不能向普雷斯科特先生身上，那就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听众灌输一种对于通过协同一致的政治行动即可在人们生活中产生变革的意识。在我，这正如华兹华斯描述的法国大革命时期，“正是极乐天堂”：“黎明时分活着多么幸福/然而年轻着才正是极乐天堂！”我们两个人，白种人，被大约十名十二名黑人围着，而我们无需担忧，亦无需恐惧：我们既不是他们的压迫者他们也不是我们的敌人——为我们惧怕的压迫者对敌人这样的关系正是我们社会组织运转的方式。

就是在我们头回去了整洁街后，艾拉请我在韦夸希利小餐馆吃奶酪蛋糕，我们一边吃着，他一边给我讲起他在芝加哥时一起工作过的黑人。

“那处工厂位于芝加哥黑人区中心，”他说道。“工人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色人种，我一直跟你说的那种生机就在此处萌生。那是我去过的唯一一处黑人与其他人绝对平等的地方。因此白人不觉得良心不安，而黑人也不会一直感到愤怒。你明白吗?升职与否仅以年资为根据——没有花样可耍。”

“你和黑人一起工作的时候他们什么样?”

“就我的判断，他们对我们白人没有猜疑。一开始，这些黑人就知道电气工人联合会派到这家工厂来的白人不是共产党人就是一位相当忠实的旅游者。因此他们不觉得拘束。他们知道我们之没有种族歧视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里成年人能做的最好的了。你看到有人读报纸的话，有一半可能是《每日工人报》，位居第二不相上下的是《芝加哥守卫者》和《赛马小报》。赫斯特报系和麦考密克将阵营严格隔开。”

“可是黑人实在是怎样的呢?就个人而言的。”

“啊，伙计，是有丑陋的那类，如果你是问我这个的话。这实际是有起源的。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只要坐电车穿过黑人区一趟就足以向任何一位头脑开放的人表明人为什么被扭曲成这些形态。我体会最深的黑人的特点是他们的热情友好。还有，在我们唱片厂里，是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在我们厂里，到处都有喇叭，放大器，有人要特别听哪首曲子——这还都是在工作时间——只需提出来就可以了。他们就唱着，摇摆着——有人抓住一个女孩就跳起来也不是不平常的事。工人里三分之一是黑人女孩。好女孩。我们抽烟，读书，煮咖啡，大声辩论，而工作就一直进行，并无停顿间歇。”

“你有黑人朋友吗?”

“当然。当然我有。有个高个子，叫厄尔还是什么的，我一见就喜欢上了，因为他看上去像保罗·罗伯逊。没多久我就发现他是和我一样的流浪工。厄尔坐有轨电车到的站和我一样远，我们就约好乘同一辆车，这是男人交往的方式，这样就有人聊聊天了。直坐到厂门口，我和厄尔有说有笑，和工作时一样。可是一旦进了厂，车上有他不认识的白人，厄尔马上就闭上嘴，我下车的时候他只说一句‘再见’。就这样。你明白吗?”

艾拉从战场带回来的棕色小笔记本里，散见于他的观察和信仰的记载之间的，是他在部队里遇到的每一位政治理念相投的士兵的名字和他们在美国本土的地址。他已经开始找寻这些人，往全国各地发信，拜访住在纽约和泽西州的人。一天，我们坐车去了枫林郊区，就在纽瓦克西边，看望前中士欧文·戈尔茨坦，他在伊朗时像约翰尼·奥戴一样非常左倾，艾拉称他是“相当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我们发现，他回乡以后，已和拥有纽瓦克床垫厂的一个家族联姻，现在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追随了过去他一度反对的一切。谈到塔夫脱，哈特莱法案，种族关系，价格控制，他甚至都不和艾拉辩。他只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