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10/13页）

当我看着他，期望他会回望时，当我带着期待触摸他的手时，他终于回了我一个沉重而又情绪复杂的眨眼，因为他哥哥用阿拉伯语说的什么而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瓦西姆转回了英语，用更响亮的声音，像是一直在等待着一个信号：“不，泽布拉，不！军事占领永远不会结束。”他挑衅地斜眼看我，确保我在听，他拾起一根新的牙签，像蠢货一样捻着牙签尖，“Bas，军事占领目前是不可逆的，就像犹太人聚居地在加沙和西岸不停扩散那样不可逆，就像犹太殖民主义者有条不紊地从巴勒斯坦人民那里夺取公路、土地和水源那样不可逆，就像——”

“不可逆？！”我愤怒地喊叫，所有人都望向我，“你认为这是——”

“就像40年的军事管制和暴力压迫——”

“不！真的，我在试着理解，”我坚持，“回到67边界在你看来是不可逆的？但是，回到55年以前，回到没有边界的历史当中——”

他继续忽略我：“就像我之前指出的，这同样——”

“这不是不可逆的！”

“这也同样存在于这个国家当中，”他继续说道，用那漠不关心的、不在意的眼神让我闭嘴，他拿牙签刺向空气，“阿拉伯人口的自然分布，我们的自然生殖率……”又是他最爱的人口统计学预测，“这也是不可逆的现实。”

当哈米为双民族辩护时，他总是把它和遥远的、令人怀念的往昔相联结，那些橄榄园和存在于1984年故事里的水井。但瓦西姆很奸诈，也更冷静。他表示他愿意为历史付出代价，再忍受20或是30年的军事占领和迫害，因为他知道，从长远看巴勒斯坦的耐心总会用尽，他们对妥协的坚定拒绝最终会为他们正名：他会把信念寄托在阿拉伯的出生率上，等待它变成现实。

也许不仅仅是他令人厌恶的傲慢和充满恶意的个性，还有他描述的黯淡的未来，让我害怕的是他也许是正确的，这让我如此愤怒，一次次地与他对抗。

瓦西姆依然在发表演说，自信异常，终于：“在一年又一年之后，事实逐渐显露，那过时的两个国家的观念，和1984年分隔计划中的条款一样，也许在某一层面上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就这个再讨论，但它们在今天已经不再成立了。它已经不再反映冲突的深意，这僵局的深意，这局面的复杂性。”

也许是我喝太多了？我掂量着杯中的酒，这是我今晚的第二杯。在我呷酒时，一声讽刺的轻哼从我嘴唇中迸出，让莫汉摩德的眉毛好奇地上扬。“这就是它如此简单又有逻辑的原因，是吧？”我问道。

哈米小心翼翼地想把酒从我面前移走：“也许它不是——”

我把他推开：“让我说话。”现在，我什么也不在乎了，不在乎我声音中那令人窒息的悲伤，不在乎我不加抑制的怒吼，“到底是谁能给我们一个保证——你？！”我向瓦西姆摇摇手指，“你能保证除去失败了的犹太复国主义，我们不会面对胜利的、图谋报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不会沉醉在自己的胜利中？”

哈米靠了过来，我感到他的手在我的后背上抚过，但我也不在乎他了。他现在出现了？！他现在才反应过来？他整晚都像个球形门把手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甚至没试图让他哥哥恢复平静。他把我一个人丢弃在旷野中，现在倒准备插手了？我猛地把他的手臂晃开：“离我远点！”

“我认真地问你，”我对瓦西姆说，用手背抹去因为太激动而喷出的口水，“你怎么能向我保证你们不是把一个压迫变成另一个？一场军事占领换成另一个？”我持续敲击着桌子，“我们怎么能，作为一个民主的犹太少数民族，活在一个以穆斯林阿拉伯为多数民族的国家，同时确保像大屠杀那样的浩劫不会再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