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7/34页）

阅读这一大堆毫无生趣的文学作品只是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样做，也没有人期待过什么，我的工作与别人的工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一项“福利工作”——杰克曾这样开过玩笑，我自己也这样说过；而且，迈克尔也这样看：“安娜，你的福利工作进展如何？最近又拯救了多少人的灵魂？”

这一次我没有来得及去思考这“福利工作”，而是先去了盥洗室，化过妆，擦洗了大腿，心里一边沉思，我作出退党的决定是不是因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决定把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呢？如果事情正是如此，那将读到我写的一切的那个安娜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个令我害怕其判决的另一个自我又是什么样一个人呢？当我不思索、不写作、不感悟时，她的目光与我现在的目光至少是不一样的。也许到了明天，当另外一个安娜的目光注视着我时，我又会决定不退党了吧？首先，我会非常想念杰克——除了他，我还能跟谁毫无保留地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呢？当然只有跟迈克尔——可他就要离开我了。其次，那痛苦将永远伴随着我。有趣的是，迈克尔以前是个共产党，现在是个叛徒，一个失落的灵魂。而杰克却是个共产党的官员。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杰克杀害了迈克尔的同伴们（当然我也有份，因为我也在这个党内。）正是杰克判定迈克尔为叛徒的。同样，也正是迈克尔把杰克当做凶手。然而，这两个人（由于相互不信任，他们碰面时不会打招呼）恰好就是我能够与之交谈的人，最能理解我的内心世界的人。他们是同一个经验的正反两面。我站在盥洗室里，往手臂上抹香水，以便掩盖身上流出的污血所散发的气息。我突然意识到，我现在所想到的有关迈克尔和杰克的一切，正好应验了那个有关行刑队和互换位置的囚犯的噩梦。我感到一阵昏晕和慌乱，于是上了楼，把那一大堆杂志，什么《苏联文化》啦，《苏联文学》啦，《起来，争取自由的人们》啦，《再生的中国》啦，等等等等，统统推到一边。（一年多来，它们一直充当了我的一面镜子。）我想，我不能再看这些东西了，我无论如何看不下去了，在它们面前，我已经是个死人，或者说在我面前，它们已经死去。我要看看今天又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工作”。正当我想到这里，杰克走了进来。约翰·布特这一天回总部去了。杰克说：“安娜，你能跟我一起喝杯茶，吃点三明治吗？”杰克靠发给党内官员的薪金生活，每周八英镑。他的妻子是位教师，薪水与他差不多，因此，他必须很节俭。他的节俭手段之一是不外出吃中饭。我谢过他，然后便一边交谈，一边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谈的不是那两本小说，因为此事已经用不着再谈。它们一定会出版，我们俩都不同程度地感到羞愧。杰克有个朋友刚从俄国回来，他带来秘密的消息，说那里存在着反犹太人的活动，传言犹太人遭到了屠杀、折磨和各种各样的威胁。杰克和我坐在那里，对这些消息逐条进行分析。这都是真的吗？听起来像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就意味着……不知有多少次，我曾这样想过，这个人已是共产党官僚阶层的一分子，但他所知道的东西并不比我或其他的平民百姓多到哪里去，这简直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并非第一次）：斯大林肯定是个临床的精神病人。我们坐着喝茶，吃三明治，一边沉思，如果在他的晚年我们也一样生活在俄罗斯，那我们会不会下定决心，责无旁贷地去行刺他呢？杰克说他不会。斯大林已经构成了他的经验，他的最深层的经验的一部分，他即使明明知道他是个有罪的疯子，但要他扣动扳机时，他还是做不到的。他宁可掉转枪口对准自己。我说我也做不到，因为“政治屠杀有违我的生活准则”。如此这般谈了许多。我突然感到，这种谈话实在太荒唐，太不着边际，因为我们这时就坐在安全、舒适而繁华的伦敦，我们的性命和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令我越来越害怕的事终于出现了——我们的谈话已失去了意义。我能听见杰克和我在交谈，我的声音好像来自我的体内，来自某个不可知的地方，但它们已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们所谈的那些画面——死亡的场景，苦难的场景，严刑逼供的场景，等等等等。我们用来交谈的语言与我所见到的一切没有任何联系，它们听起来就像痴人说梦，就像狂人的胡言乱语。杰克突然问了一句：“安娜，你真的打算退党吗？”我说：“是的。”杰克点了点头。这是友好的、会意的点头，但很凄凉。我们之间突然出现了一道鸿沟——不是因为猜疑（我们相互还是信任的），而是因为对未来的忧虑。他将继续留下来，因为他在党内已经待久了，党已成了他的生活，因为他有许多朋友都在党内，他们都准备留下来。不久以后，当我们再碰面时，我们就成陌生人了。我觉得他是个大好人，人们都喜欢他。他们已经被历史抛弃了——当我用上这种夸张的说法时，我的话不仅并不夸张，反而可谓是恰如其分。如果我现在就对他说这些，他肯定会友好地点点头的。那时我们还会以一种含有讽刺意味的理解的姿态相对而视（就像那两个在行刑队前互换角色的囚犯那样）——亏得上帝仁慈，我没有把那话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