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26/34页）

我开始阅读来自共产党国家（如俄国、中国、东德等等）的英文版报纸和杂志。如果其中有什么故事或文章“适合英国的读者”，我会提醒杰克并通过他引起约翰·布特的注意。但“适合英国读者”的东西寥寥无几，只是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或小说值得一读。然而，我还是热切地阅读这一切，就像杰克为了同样的目的所做的那样：我们尽量去领会原作的意思，以便了解他们那里文学发展的趋向和倾向。

但是——我最近意识到——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之所以那么热心去阅读，还有其他的原因。他们的文学大多平淡无味，充满乐观主义，叙述的调子总是出奇的欢快，甚至在处理战争和苦难的题材时也是如此。这种风格来自那个神话。但是，这种拙劣的、僵化的、陈腐的写作方法也正是我自己的创作的一面镜子，我为自己在《战争边缘》中流露出的思想倾向而深感惭愧。如果这种情感将一直影响我的写作，我决定从此永远搁笔。

去年，在我阅读那些偶尔有某个段落、句子、或某个短语闪烁着真理的光辉的文学作品时，我不得不承认，真正的艺术一概出之于深沉的、赤裸的、毫不掩饰的内心情感。即使通过翻译，这种犹如闪电的个人的真情实感依然存在。我翻阅着这些乏味的作品，希望偶尔能从中读到一部真正出之于真情的小说，哪怕一个短篇，一篇文章也行。

我，安娜，就是这么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唾弃我自己所创作的“不健康的”艺术，又唾弃我所见到的那些所谓“健康的”艺术。

这一类作品最要命的问题是非个性化。它的弊端就在于这非个性化。它的作者似乎就是二十世纪一个新的无名氏。

加入共产党以来，我在党内的工作主要是给某些小团体作有关的文学讲座。我说过这样的话：“中世纪的文学是集体的，非个人的，它表现的是群体的意识。那里没有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所具有的那种感人而痛苦的个性化特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抛弃个人化艺术那种激动人心的自我吹嘘，回归到表现人类的责任和相互间兄弟般情谊的艺术中去，从而将表现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的题材抛之一边。而西方文学——”我用了一句时下流行的话来去加以说明，“已经逐渐变成发自灵魂的痛苦的呻吟。痛苦已经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我一直以来都说这一类话。大约三个月以前，在一次讲座中，我开始变得结结巴巴，未能把这种话继续说下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开讲座。我知道那次的结结巴巴意味着什么。

后来，我又回去为杰克工作，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因为我的内心仍惦念着文学艺术（从而也就是生活本身），思考着我拒绝写作的原因。这一切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使我不得不日复一日观察它、探究它。

我跟杰克谈起了这件事。他倾听着，并表示理解。（他总是那么能理解人。）他说：“安娜，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四十年，至今为止它所生产的文学艺术都是拙劣的。但你为什么不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刚刚迈出的第一步呢？再过一个世纪……”“还是说再过五百年吧，”我揶揄他。“一个世纪以后完全有可能诞生出新的艺术。为什么不可能呢？”他反问。我说：“我心里很乱。但我在担心自己是否一直在说胡话。我们以往的争论始终围绕着同样一个问题——即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情感，这你意识到了没有？”他取笑我说：“个人的良知是否就能使你创作出令人愉快的、无私的、集体性的艺术呢？”“为什么不能？难道个人的良知不也是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吗？”他点了点头，那意思是说：是的，这个问题很有趣，但我们还是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