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5/92页）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的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第二周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谁是命中注定的白人先锋呢？显然是工会。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视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但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

我看我的腔调不知不觉地又带有一种自我惩罚、怀疑人生的意味了。然而，这腔调就像敷于伤口的药膏，多么令人快慰啊！那的确是一个伤口——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回忆起自己“在党组织内”或“靠近党组织”时的经历时，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那种危险的怀乡病，就像死了最亲近的一些亲人一般。现在我尚能坦诚地写出这一切，就让我再继续写下去吧，但那样的腔调是要不得了。

我记得，当时是玛丽罗斯开了口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你们这会儿所说的全都是刚才说过的。”就这一句话就阻止了这场争论。她经常这样做，她有能力使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尽管男人们觉得她毫无政治头脑，但他们都得照顾她的面子。她不会，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政治术语，但她能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用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跟维利一样，这种人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才能真正接受各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