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第16/92页）

此时她说：“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要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它。”她说得很自信。但男人们没有回答她，她感到了他们对她的容忍，于是显得很不安，恳求说：“我并没有说我说得对，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由于她的恳求，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维利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当然，你说得很对。像你这样漂亮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她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我们经常交换那样的微笑。“我想睡觉了。”她说，随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小猫似的睡了过去。

我们都感到疲劳了。我想，那些没有参加过左派运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没日没夜、没年没月地工作的。我们毕竟都得为生计而奔波，那几位来自兵营的人至少还得从事训练，没一个不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我们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辩论。我们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们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此外，我们还都是灵魂的医生。只要什么人有困难，我们便为他排忧解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泰德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的责任之一是向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生命价值的人解释：人生是一次充满荣耀的历险。回顾过去，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中，我们惟一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某个人的思想改造。我怀疑，那些曾经被我们做过思想工作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关于人生充满荣耀这一套忠言诤语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那一套观点如果不是凭天性感悟所得，也是根据原则掌握的。各种各样的往事历历在目——比如有一回，有位妇女因丈夫对她不忠诚而感悲伤，维利一直想帮助她，反复思考了几天以后，他决定送给她一本《金枝》(7)，因为“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正确的办法是让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把书还了回来，抱歉说这书她看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与她的丈夫分手，因为她觉得他的行为太不应该，早已让她厌烦透了。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她还经常给维利写信，话说得彬彬有礼，很动情，很感激维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感兴趣。”（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多——我想，由于极度的疲惫，我们有可能有点神志失常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泰德开始唱歌。保罗则以一种与平常跟维利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口吻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胡思乱想着将来非洲人发动暴乱，想像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将发生何种何样的事。（仅仅过了十年左右，肯尼亚就发生了茅茅运动(8)。）保罗绘声绘色地描述“两个半政治家”（维利反对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9)；在他看来，此人为反动作家）如何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使当地的野人认识到自己的先锋地位。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混过半年的半文盲民众领袖突然一夜之间发动了一个群众运动，提出“赶走白人”的口号。那“两个半”担负要职的政治家为此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那位民众领袖宣布他们已被白人收买。惊恐不安的白人于是逮捕了那位民众领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半政治家也关进了监狱。黑人民众于是变得群龙无首，被迫进入丛林，成了游击战士。“随着黑人军队逐渐被白人军队打败，几十个像我们这样头脑清醒，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终于打老远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逐渐取缔了妖术和巫师。巫术是一种龌龊的异教邪说，它使头脑正常的人忘记了黑人自己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们出于义愤，狠狠地痛打了这些巫师，让他们受苦刑，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法律和秩序胜利了。白人们把那‘两个半’放出监狱，并绞死了那位民众领袖。黑人平民百姓得到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而那‘两个半’则……如此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