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后（第17/19页）

相对这样的篇章而言，我们刚才提到的贫乏通信简直不足为道。然而，布瓦洛的通信显然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有时还是可爱的诗人。毫无疑问，拉辛曾经在天才的歇斯底里中挣扎，至高无上的理智控制了这种情绪，对他来说，这种歇斯底里以无与伦比的完美在他的悲剧中模拟潮涨潮落、花样百出的跌宕起伏，尽管这一切完全受到激情的操纵。然而，所有的告白（一旦让人感觉到难以接受就立即收回，如果在显而易见的情况下担心不被理解就再三重复，在无数的转弯抹角之后直截了当地进行明目张胆的夸张）为《费德尔》的某个场面注入了独一无二的生机，这样的回顾只能给我们留下惊叹，却无法让我们拜倒在《致无中生有者的信》面前。如果我们绝对必须接受来自这些书信的准则，那么，在法朗士先生认为人们已经根本不懂得如何写作的某个时期，我们会更加倾向于杰拉尔·德·奈瓦尔题赠大仲马的那篇（关于他的半疯状态的）前言：“它们（他的十四行诗）一经解释就会失去原有的魅力，如果有可能解释的话；至少请告诉我它们在表达方面的价值；要是说我身上也许会有最后的疯狂，那就是自以为我是诗人：只有批评才能治愈我的这种疯狂。”原来如此，如果《无中生有者》可以被当作优秀的写作，更加出色的写作的准则，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种类的“准则”。事实上，（法朗士先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一点，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所有的一切），有时会突然冒出一位独特的新作家（我们姑且把让·季洛杜或者保罗·莫朗称为这样的新作家，如果您愿意的话，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将莫朗与季洛杜相比较，比如在无比精彩的《沙托鲁之夜》中将纳托瓦与法尔科纳相比较，而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位新作家读起来通常非常吃力而且十分费解，因为他用一些新的关系连接各种事物。我们很容易跟上句子的上半截，接下来我们就不知所云了。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仅仅是因为新作家比我们更加敏捷。独特的作家和独特的画家概莫能外。当雷诺阿开始绘画的时候，人们不明白他要表现什么。今天，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说，他是十八世纪的一位画家。人们现在说这句话已经无须顾虑时代的因素，然而，即使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承认雷诺阿是伟大的艺术家也并非易事。为了获得成功，独特的画家、独特的作家必须采用眼科医生的方式。治疗——通过他们的绘画、他们的文学——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当治疗结束时，他们会对我们说：您现在再瞧瞧。请注意，世界不是一次性创造出来的，而横空出世的一位新的艺术家——与老艺术家迥然不同——经常会将这个世界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羡慕雷诺阿、莫朗或季洛杜的女人，在治疗之前，我们拒绝把她们看作女人。我们希望在森林里散步，第一天的森林在我们看来就好像是除了森林之外的所有一切，仿佛一块色调千差万别的地毯却又恰恰缺少森林的色调。这就是艺术家创造的那个不能持久的崭新天地，它只能持续到一位新人崛起为止。这个天地还有许多可以增添的东西。然而，在阅读《克拉莉、奥洛尔和德尔芬》的同时，读者已经猜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将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

我对莫朗的唯一指责就在于他的形象有时是可有可无的。这还不包括所有那些近似形象的形象。水（在既定的条件下）的沸点是一百度。九十八度、九十九度的水不会沸腾。所以最好还是不要这些形象。让一个不知道瓦格纳、贝多芬的人在钢琴前面坐上六个月，让他随意在琴键上兴之所至地尝试所有的音符组合，这种乱弹一气永远不会产生《女武神》的春天主题，或《第十五号弦乐四重奏》的前门德尔松式（确切地说是远比门德尔松高超）的乐句。这也是贝玑生前人们对他的指责，他试图用十种方式表述一样东西，而终究只有一种方式。然而，他恰到好处的死亡带来的荣耀抵消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