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战后（第15/19页）

而在回忆的眼中，世界又何其区区！

更有甚者，波德莱尔因为《恶之花》遭到起诉，圣伯夫竟不愿为他作证，他为此给诗人写了一封信，当他得知人们有意公开发表这封信时，便迫不及待地向他索回原件。这封信后来被收入《星期一谈话》，他认为无论如何必须在这封信前面加上一个小小的引言（旨在把信的内容再加冲淡），他在引言中指出，这封信是“在有助于为他辩护的思想下”写成的。既然没有教训的词句，不妨将它看作表扬。（赞美之辞不会让名誉受到任何损害）。他曾经说过：“诗人波德莱尔多年来从主题与花卉中提取一种毒素，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相当可爱的毒素。其实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时十分可爱，而且非常友好。当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为题的诗集出版时，他不仅与批评界发生纠葛，而且还牵涉到司法问题，如‘声韵铿锵之下包藏祸心，种种隐语暗示，其中确有危险’。”（引号中的话与“我亲爱的孩子，你真是饱受痛苦了”极不协调）。再者，关于这位著名诗人，圣伯夫在辩护方案中是这样赞扬这位著名诗人的：“我无意贬低一位著名诗人，人民的诗人，人们所热爱的诗人，皇帝肯定会作出裁决，认为他配享公开葬礼。”不幸的是，最后享受到这种荣誉的诗人不是波德莱尔，而是贝朗热。波德莱尔听从圣伯夫的劝告，从法兰西学院撤回他的候选人申请，这位伟大的批评家为此向他表示祝贺，以为他下面的这番话会让诗人充满喜悦：“当人们读到你的致谢信的最后一句用如此谦虚如此彬彬有礼的词句表达，人们一定会大加赞许：好极好极。”最可怕的不仅在于圣伯夫觉得自己对波德莱尔十分客气，而且还在于渴望得到鼓励和最直截的公正评价的诗人波德莱尔令人惋惜地赞同批评家的意见，他甚至不知道怎样用文字向圣伯夫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天才本人低估自己的故事是如此的让人动容，而我们却必须束之高阁，重新回到风格上来。这对司汤达来说显然没有像对波德莱尔那样重要。贝尔把风景地说成是“这些迷人的地方”，“这些令人迷狂的地方”，把一位女主角说成是“这位令人倾慕的女人”，“这位迷人娇媚的女人”，他并不想说得更加明确。他甚至懒得说：“她给他写过一封没写完的信。”然而，如果说掩藏在人为的观念总汇之下的这种无意识的巨大框架可以被看作是风格的组成部分，那么司汤达的作品中倒是确实存在这样的框架。我会非常高兴地指出，每当于连·索雷尔或法布利斯打消了枉然的顾虑，过着一种无关个人功利而又性感肉欲的生活时，他们始终置身于一个居高临下的地方（无论是关押法布利斯的监狱，还是囚禁于连的布拉纳斯修道院长的观象台）。这些彬彬有礼的人物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时有所见的新天使一样美，对可能被他们谋杀的那个人卑躬屈膝。

正因为如此，贝尔才是一位不自知的伟大作家。他不仅将文学置于生活之下，与文学至上背道而驰，而且还把文学看成最乏味的消遣。如果说文学是真诚可靠的，那么我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会比司汤达的这番话更让我愤慨：“后面又有几位友人到访，到很晚了我们才分手。司铎的侄子从佩德罗提咖啡馆带来了非常可口的桑巴荣。‘在我即将要去的那个地方，’我对他们说，‘我很难找到这样的住宅，我要把你们可爱的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故事都写成小说，这样我可以用来聊以消磨寂寞的晚上。’”《巴马修道院》中却没有关于上述住宅的描写，即使人们曾经在这些住宅里愉快地交谈，享用桑巴荣，这恰恰违背了这种诗，甚至这种独特的亚历山大诗体，按照马拉美的说法，走向普遍的生活中各种各样而又徒劳无益的活动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