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7/8页）

撇得多么干净啊，仅仅是“认识”，仅仅是“老乡”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关系。

罗想农拎着乔麦子的行李，大步流星地往女生宿舍走。而他的心里，郁闷和伤心得简直要哭。

三个孩子都到了南京，老两口没有必要在青阳孤守下去。罗家园急流勇退，从县农业局长的位置上离休下来，从此成了一个赋闲的老头儿。他卖了老脸亲自跑南京一趟，找到他从前的老战友、现在的省委重要负责人，求到一张批条，以“投靠子女”为由，把杨云调到了南京，在新成立的省计生委任职。他自己，用退休金在南京城边上租了一个农家小院，每星期眼巴巴地盼望罗想农过去，陪他吃一顿饭，喝几盅小酒。

他和杨云仍然没有离婚，也仍然没有团聚。

李娟留在青阳娘家待产。大腹便便的产妇不适宜调动，也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一切都要等罗想农毕业了再说。

分崩离析的格局就这么延续着，只不过从青阳转移到了南京。

偶尔罗想农心里会想，在中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多少个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同的悲剧呢？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厮杀、什么样的人性错位，才使得这些令人嘘唏的事情一件件地发生啊。

一九七九年的南京大学，校园是古朴和幽静的。教学区在北，生活区在南，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小马路。早晨、中午和傍晚，成百上千年轻的和不年轻的师生们出校门，进校门，布衣胶鞋，行色匆匆，只有穿行在其中的叮铃铃欢响的自行车才能弄出一些小小的动静。任何时候一抬眼睛，“文革”的遗迹随处可见：没有来得及铲除干净的墙壁上的“打倒”标语，角落里偶尔会看见的残留的大字报碎片，屋顶上武斗中踩碎的瓦砾，不常使用的大楼里的破损的门窗和玻璃，还有这里那里喷涂或是雕塑的“伟人”头像。学生们很多是满面沧桑，如罗想农这样结了婚，有了家庭。老师们一律神情严肃，走路目不斜视，说话前先顾左右，再言其它，是文革多年养成的习惯。

只有校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年复一年的，不顾人世间的纷乱和烦扰，兀自静悄悄地长。春天校园里是梧桐树和迎春花的世界。梧桐飘絮，乱花迷眼，满校园飘荡着一团一团的半透明的毛毛，让师生们咳嗽，打喷嚏，淌眼泪水，既苦恼又幸福。迎春花黄灿灿的，先于所有的花卉热烈开放，从墙头和高坡上一簇簇地披挂下来，明艳夺目，弄得大家想不注意都不行。夏天，榉树和洋槐树上的知了叫得声嘶力竭，仿佛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有一种悲壮搏命的意思。秋天开始落叶了，花圃和办公楼窗台上的菊花也开了，一边是萧瑟，一边是明媚，两相参照，觉得人生还是美好。最惊喜不过是冬天来一场雪，满树银枝，道路楼房一片洁白，虽然过不长久雪会融化，但是早晨一推窗户的激动，会久久地留在脑海里，一直保存到第二天的冬季开始。

罗想农的实验室窗前，逶迤着小小一片银杏树林，每每站在窗前摆弄试管仪器，一抬眼，秀美的银杏树就对他颔首微笑，弄得他心情大好。夏末他进校报到时，银杏树叶是墨绿色的，一片一片像是精巧的小耳朵，他弄出的任何动静它们都听得到。一眨眼到了深秋，在他的日夜苦读之间，在时光流转中，树叶黄成了一挂挂的金锁片，西风吹起来，锁片和锁片之间碰撞，飒啦啦地响，安静下来感受，比校园里新近流行起来的老柴和老贝的交响乐更好听。

罗想农尽量不去打扰乔麦子的生活。知人识趣的男人，宁可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隐身，也不会选择做一个张牙舞爪的小丑，让对方厌恶。而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生活，本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互相之间很少会形成交错。本科生人多，动辄就上大课，几十上百个人挤在一间教室里，黑压压颇有规模。研究生的人数寥寥无几，基本上不进教室，教授们需要提供辅导时，会通知学生到自己家里，促膝之间耳提面命，研读书目就开出去了，研究方向也商定下来了。还有，研究生和本科生住不同的宿舍楼，吃不同的食堂，用不同的水房和浴室，在不同的场所娱乐和锻炼，如果双方之间不形成主被动关系的话，彼此间实在相隔着遥远的星系，丢一个眼神过去就要倏忽千百个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