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年谱（第30/34页）

十日，先生所筹办的《新月》诗刊，在《新月》月刊三卷二期刊登预告，这个预告是先生写的：

“四年前我们在北京《晨报》出过十一期的《诗刊》。这四年内文学界起了不少的变化，尤其是理论方面，诗却比较的冷静。有人甚至怀疑新诗还有任何的前途。我们几个《诗刊》的旧友想多约几个对诗有兴味的新友再来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个不定期的《诗刊》，创作当然最注重，理论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诗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我们已约定的朋友有朱湘、闻一多、孙子潜、饶子离、胡适之、邵洵美、朱维基、方令孺、谢婉莹、方玮德、徐志摩、陈梦家、梁镇、沈从文、梁实秋诸位，盼望陆续更有多多相熟与不相熟的朋友们加入。”

《诗刊》的预告登出后，先生即发信收稿，他给梁实秋的信说：

“诗刊广告想已瞥及，一兄与秋郎（按：闻一多与梁实秋正执教国立青岛大A）不可不挥毫以长声势，不拘短长，定期出席。”

这时，上海暨南大学拟聘先生为主任，未就，也在给梁实秋的同一信中道及：

“暨大以主任相委，微闻学生早曾提出，校长则以此君过于浪漫，未敢请教，今不知何以忽又竟敢。兄闻此当发一噱，但我奔波过倦，正想少休，安敢徜徉山水间一豁尘积哉？”

十一月底，又致书梁实秋为《诗刊》催稿，并告知诗刊筹备情形：

“诗刊以中大新诗人陈梦家、方玮德二子最为热心努力，近有长作，亦颇不易，我辈已属老朽，职在勉励已耳。兄能撰文，为之狂喜，恳信到即动手，务于（至迟）十日前寄到，文不想多刊，第一期有兄一文已足，此外皆诗，大雨有商籁三，皆琅琅可诵，子离一，子沅二，方令孺一，邵洵美一或二，刘宇一或二，外选二三首，陈、方长短皆有，我尚在挣扎中，或有较长一首。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列，刊即不发，多公奈何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空万里也。”

十二月十九日，从南京返沪，收到了梁实秋为诗刊写的稿子，闻一多也写了一首奇迹，先生认为这首诗是他挤出来的，（其实另有原因，见梁著《谈闻一多》页八七。）即写信给梁实秋道谢：

“十多日来无日不盼青岛来的青鸟，今早从南京归来，居然盼到了，喜悦之至，非立即写信道谢不可。诗刊印得成了！一多竟然也出了‘奇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之效，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捻紧拳头，大约是在帮着挤多公的《奇迹》！但《奇迹》何以尚未到来，明天再不到，我急得想发电去叫你们‘电汇’的了！

“你的通信极佳，我正要这么一篇，你是个到处发难的人，只是你一开口，下文的热闹是不成问题的。但通信里似乎不会提普罗派的诗艺。”

这时，光华大学在闹风潮，上海的朋友又告分散，在给梁实秋的同一封信中也有叙述：

“好，你们闹风潮，我们（光华）也闹风潮，你们的校长脸气白，我们的成A的哭，真的哭，如丧考妣的哭，你们一下去了三十多，我们也一下去卅多，这也算是一种同情罢！

“过来（年）诸公来沪否？想念甚切。适之又走了，上海快陷于无朋友之地了。”

二十五日，先生为诗刊所撰的长诗《爱的灵感》脱稿。后收入云游。他在十九日致梁实秋的信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