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第7/22页）

“请吧，抽支烟。哈罗德从马拉加弄来的。他只抽德国烟，所以我们只有这个。”萨拉摆弄着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烟，她的手腕上满是叮叮当当的镯子。艾萨克接过她指尖的烟，给自己点上。

“我没去过伦敦。”他用近似敬畏的语气提到伦敦。伦敦的手写体、亨利八世、伦敦塔、中殿律师学院。奥利芙印象中的伦敦是另一番模样——孤独地穿过圣詹姆斯公园、沿林荫大道走去国家肖像馆，去那里看她最爱的荷尔拜因，之后在克雷文街的莱昂小店花一便士买小圆面包，或在安本克门特公园内散步。那些才是她怀念的——才不是别的伦敦景象，无聊得令人窒息的鸡尾酒会，女人们夸张的玫红腮红，老男人身上的特兰佩理发店剃须膏的刺鼻柠檬味，言之无物的牛津男孩脸上的红色青春痘。

“我觉得伦敦还可以。”奥利芙说，她尽力带着诙谐调侃道，“那儿的人有时很恐怖。”她妈妈瞟了她一眼。

“我去过好几次巴塞罗那，”艾萨克说，“还有马德里。”

奥利芙想起了他们楼上的行李箱，木质手柄因经手诸多门房而光泽熠熠，贴满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马赛、纽约的旅游标签，宛如施洛斯家族的层层蜕皮。她几乎记不起任何一场旅行来，十九岁于她好似九十岁。

“但你一直住在阿拉佐罗吗？”哈罗德问他。

“是的，我在马加拉教书。”

“你教什么科目？”萨拉问。

“平版印刷术，”他说，“在圣特莫尔艺术学校。”奥利芙用力地瞪着自己的盘子。

“哈罗德是艺术经纪人，”萨拉继续说，“科柯施卡、柯克纳克、克林姆特、克利——都是他代理的。我发誓他只代理K姓艺术家。”

“我喜欢科柯施卡。”艾萨克说，奥利芙看到她父亲的眼神变得警觉起来。

“科柯施卡先生在奥利芙维也纳的婴儿房里画了许多蓝色的枞树。”萨拉说，“罗布尔斯先生，你英文说得好极了。”

“谢谢，夫人。我自学的，”他说，“我在马拉加有英国朋友，也会跟特雷莎练习。”

“你画画吗，还是只做印刷？”哈罗德问。

罗布尔斯犹豫了一下：“我画了一些，先生。”

“你应该带些作品来给我看看。”

一般情况下，哈罗德对自称画画的人都很反感。一旦那些踌躇满志的年轻艺术家得知哈罗德是经纪人，他们总是会错意。有时候他们挑衅他，仿佛哈罗德妨碍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或者佯装客气，但演技却骗不过任何人。但就是这样的哈罗德先生，现在却主动询问这位年轻人的画作。奥利芙早已习惯哈罗德来了兴致的模样——阿谀奉承、甜言蜜语、亦父亦友——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只希望自己成为发现来年新星的伯乐。她为这样的父亲痛心。

“您不会对我的画感兴趣的，先生。”艾萨克微笑着说。

哈罗德倾斜水瓶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让我自己判断吧。”

艾萨克看起来很严肃：“有空的话，我会给您看的。”

“有空？”哈罗德说。奥利芙的皮肤有刺痛之感。

“除了在圣特莫尔教书，业余时间我都在马拉加的工人联合会里。我教他们读书写字。”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你父亲知道你是赤色分子吗？”萨拉问。

艾萨克再次微笑：“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夫人。我做我必须做的事。我支持工人罢工，我还去阿斯图里亚斯声援过矿工，但我不是赤色分子。”

“可惜，不然会很刺激的。”

奥利芙两手压在大腿下坐着，盯着她的母亲。萨拉的家族以经营调味料闻名，她的整个人生都建筑在温顺的工人之上。她将自己视作一个自由的灵魂，但那都归功于她的祖父——他以一桶柑橘在考文特花园里起家，成为在上议院拥有一席之地的实业家——正是那些钱支付了他们的旅行，他们在可胜街的公寓、萨塞克斯的小别墅、环城大道上的房子、夏帕瑞丽的时装。哈罗德的生意当然也很成功，但根本不能跟萨拉的遗产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