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3/4页）

透过刘春多年的诗歌批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新诗史情结是强烈的。他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对诗人的诗歌史情结和“命名”情结进行了带有谱系性的梳理与反思。即使是对“70后”诗歌命名的合理性及其新诗史意义，刘春的评价和总结也客观而准确，从而排除了作为当事人的冲动与盲目。而更为可贵的，还在于刘春对同代人的诗歌写作的整体体认的自觉和理智，没有陷入到诗歌团体和小分队的利益争夺战中。刘春的稳健与尖锐并存的批评文字，使他远离了当事者的自我玩味、自我粉饰与自我沉迷。刘春是清醒的，这无论是对于诗人还是批评家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了对同代诗人和现象予以长期的关注之外，刘春对新时期以降的先锋诗歌一直保有着观察、反思和介入的热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这些已经成名立万的诗人的评论文字往往在文本细读、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切实的文化反思的融合视界中显现出独特的感受和他人所未发现和道出的诗歌秘密。尤其是三部《一个人的诗歌史》和此前出版的《朦胧诗以后：1986—2007中国诗坛地图》，虽然看似诗学随笔集，但是其中所呈现的主体意识的诗学建构和诗歌史意识是显豁的。在相关的诗论文章和随笔中，刘春以独特的带有现场和考古相融合的田野劳作的方式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汉语诗坛的面貌得以清晰呈现。他的感悟、经验、敏识和良知以及历史见证者的身份，使其为朦胧诗之后三十年的诗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他的批评涉及北岛、顾城、海子、欧阳江河、柏桦、王家新、于坚、西川、韩东、王寅、张枣、孟浪、梁晓明、陈东东、伊沙、梁平、张执浩等这些被反复阅读和阐释的诗人，其中不乏当代新诗史写作中被重点提及的经典化诗人。这些诗人在众多的阐释者那里存在着重复言说甚至过度阐释的危险，但是我却在刘春这里发现了重新命名的可能与空间。在重新确立和发现的过程中，刘春为我们揭示了这些诗人崭新的特质和被以往读者和评论者所忽视的一面。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诗歌批评的“捧杀”与“棒杀”不同，刘春的这些批评文字精准而富于创见。即使对已经具有了刻板印象和文学史“共识”的诗人，刘春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从文本细读、诗人良知和个体经验的综合视域出发。这不仅避免了“过度阐释”的危险，而且在良知和敏识的照耀下开辟出了属于自己诗学话语的道路。

基于此，刘春对当下诗坛的“帮派情结”进行批评，并进而指出优异的诗人与所谓的诗歌“集团”、“帮派”并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能够写出优异的文本。而刘春也对诗歌“集团”和“帮派”之外的柏桦、张枣、吕德安、王寅、蓝蓝、杜涯等带有“自由”和“个人”色彩的诗人予以关注和思考，这体现了刘春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这些已经逐渐被经典化的诗人的批评，不能不涉及相关的文学史写作。在一些集体性、课题化的平庸的文学史叙事中，一些稀松平常的庸俗诗人反倒进入了诗歌史，而一些重要的诗人却成了被诗选和诗歌史所遗漏的“小诗人”和“缺席者”。这不能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反讽与悖论。刘春在对这些“成名”诗人的观感和评价中呈现了一种可贵的追踪能力和反思意识，他没有像一些“吃老本”的批评者那样，因为阅读的惯性和滞后的印象而丧失了批评的能力。他的这些带有追踪、梳理、反思、追问、勘察和谱系性质的诗歌批评，不仅呈现了当代诗人诗歌写作以及诗学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而且发现了这些诗人不为人知的重要诗歌素质和精神品质，体现出极强的个人性的阅读良知和批评良知，体现了一种基于“好诗”立场而敢于对那些“成名”诗人下解剖刀的胆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