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第2/4页）

尽管刘春的一部分诗歌批评更近于随笔，但是笼统地指认刘春是一个“印象主义”的随笔性诗歌批评家显然并不准确。因为刘春的诗歌批评工作，无论是在材料搜集、理论准备、科学分析方面，还是在批评方法、批评家的责任等方面，都是非常自觉的和综合性的，呈现了批评家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化合”，同时体现了知性和感性、经验和情感、批评意识和创作意识之间的融合。他那老练、率真、感性、经验并存的自由的诗歌批评笔调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评论文字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具有完备的美感和自足性的，这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们拾人牙慧的掉书袋的腐朽作风。同时，刘春的诗歌批评在深入而独特的文本阅读中也呈现了其他批评家所少有的“热度”，即他对同时代诗人尤其是熟识的诗人的知人论世式的观照和思考。尤为可贵的是，刘春即使是对单个诗人的批评或诗作的解读，也能体现出对于整个时代诗歌写作的整体观照、梳理和反思。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刘春诗歌批评文字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他的诗歌批评往往是以相当鲜活、生动的形式还原和彰显繁复的诗歌现场，呈现出众多诗人、刊物、选本以及重要的诗歌流派、诗歌命名、诗歌活动、诗歌事件和诗人死亡的档案。其丰富的资料、源于诗歌现场的敏识以及带有个人历史感的随想和总结，都呈现了刘春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诗人兼批评家的历史视域和精神图景。

《一个人的诗歌史》前两部论及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诗坛“前辈”，而本书则涉及作为新世纪中国诗歌界新生力量的“70后”诗人走到前台。多年以来，刘春对中国当代新诗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对“70后”诗歌的大力鼓吹和所做的大量切实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当年在广西参与创办民刊《扬子鳄》，还是创办网站“扬子鳄”以及编选《70后诗歌档案》，刘春的诗歌写作、诗歌批评和其他相关工作，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现出“70后”一代人的精神履历、成长历史和社会境遇。而他对“70后”诗歌的发生和历史演变以及繁复的当代社会语境下新诗的现状、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和诗学观念的差异以及相关问题的关注、总结和反思，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富有见地和具有一定的诗学建设意义，热度与知性并存的诗歌批评在对同代诗人的批评中显现得更为充分。

“70后”诗歌作为一个诗歌史概念已经被反复提及，甚至引起激烈的争论，并促使人们关注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文本特征以及聚讼纷纭的诗学问题。而另一方面，狭隘化的诗歌话语权的争夺不休，以及大量优异的诗人、诗作、社团、流派因为繁复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和褊狭的诗歌美学观念，被集体掩埋在历史的深处而成为化石的事实，也导致众多诗人自我命名的缺失。刘春对江非、朵渔等“70后”诗人的准确的、富有历史感的诗学阅读让十多年来“70后”诗歌写作的整体状貌愈益清晰。当年的“70后”诗歌运动曾经涌现出的大量“70后”诗人，已有一大部分被历史的风沙所淹没，而其中重要的诗人以及在2002年之后与“运动”和“流派”无涉的诗人，却以重要的诗歌文本祛除了诗歌界对这一代人诗歌写作认识的偏见。刘春所做的诗歌批评工作绝不是简单的阐释和个体的阅读体验与美学趣味，而恰恰是更为重要地呈现了这代人在诗歌阅读中涵泳的诗歌写作史和精神思想史。

更为重要的是，刘春祛除了相当一部分读者和专业批评者对包括“70后”在内的青年诗人的偏见。例如在关于朵渔的批评文字中，刘春并没有将之局限于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而是注意到了朵渔在不同时期的变化，甚至根据朵渔的诗歌精神认为他不适合调侃和喧闹。刘春的诗学良知和反省，更为重要地体现于对“70后”一代人写作的整体性考量与反思之中，即使是对影响较大的“70后”诗歌选本《70后诗人诗选》（黄礼孩编选），因为“大”和“全”所导致的“空”的后果他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诗人普遍的诗歌史焦虑意识被强烈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