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第4/5页）

总的来说，爱默生宝爱秩序，崇仰权威，有上流社会人物的癖好。旅欧期间，他到处拜谒名家、伟人、最有才智的人。歌德成了他的偶像。以英雄崇拜著称的卡莱尔，也是这个时候认识的。他写的《代表人物》，开具伟人清单，虽然没有卡莱尔般的狂热，但名单中没有美国人和当代人，这是的确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观念和趣味所在。他在《自然贵族》中认定，“真正的贵族，是凌驾于自己的身份等级之上的人。”他虽非贵族出身，但很明显，他是那种全身散发着贵族气味的人。

惠特曼是地道的农民的儿子，母亲是文盲，而他本人也只念过五六年小学，因此根本不可能沾染可恶的经院习气。他当过印刷所学徒、排字工人、差役、木匠、小学教师、报馆编辑，战时担任义务看护，一生为贫困、失业、疾病所折磨。他一身粗布衣服，喜欢敞胸，不结领带，在室内或室外都歪戴着帽子，随心所欲。爱默生的朋友康韦注意到，他就像那些下等人那样，习惯地把裤脚塞进牛皮靴里。康韦还发现，他一路上热情地和碰到的水果小贩、收票员和码头工人打招呼，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朋友。他告诉康韦，说他熟识几千个这样的人，并且十分自豪地声称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劳动阶级”。如果和朋友一起相聚，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人行道下面的阴暗的地下啤酒店，他觉得在这里比在豪华的客厅里更感到适意。跟爱默生相反，他不喜欢卡莱尔，也不喜欢优雅的丁尼生，不喜欢通体笼罩着“死亡的气氛”的莎士比亚。他认为，《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虽然在不少方面有可敬的表现，但是也同卡莱尔一样，蔑视周围普通的人们。在他看来，新英格兰的文学界人士一般来说总是势利的，保守的，反民主的。在说到塞缪尔·朗费罗等一批文人时，他说道：“我不属于他们一伙，最好不要把我推进去，或者进去之后要我留在那里。”还说：“爱默生是他们这些人之中算得唯一平易可亲的人，但也被他们给搞坏了。”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他说他不爱跟文学界人士来往，从来没有人让他在公共宴会上发表演说，当然他也从来不在台上和那些官员、牧师、教授之类坐到一起。在上流社会里，他始终保持了一种平民式的洁癖。

像这样一个任性的人，目空一切的莽汉，高尚的粗人，现存的秩序和高高在上的权威当然不是他可容忍的。正如他所歌唱的那样：“因为我面对着平静、安全和所有既定的法规，要推翻它们”；“我歌颂‘扩张’或‘骄傲’。我们已经低头求免得够了”。平民主义成了惠特曼的诗歌创造的旗帜、火焰、原动力。无论过去的诗歌，还是现在的诗歌，在惠特曼的眼中唯是“一位第一流的绅士”，从头到脚灌注着上流社会的精神，以华美而时髦的形式回忆、颂扬等级的一切。在这中间，《草叶集》当然成了“奇怪的声音”。惠特曼对于他和他的诗歌的境遇十分了解，所以，当他匿名评论自己时，会以究诘的语气说道：“如果这是诗歌，它的前驱又该占什么地位？那一批批的打油诗人，情绪忧郁，穿着燕尾服，还有所有那些把诗句制成蜜饯和装饰品的人又怎么办？难道就让这个脸膛被晒得黧黑的人走上前来，自命为美国和公元十九世纪的发言人，让他作为诗人的理所当然的代表吗？”

文学思想的歧异与斗争，其实从来没有过温和的礼让，这样分裂便变得不可避免。如果说，爱默生和惠特曼都代表着美国精神的话，那么，爱默生所代表的便是英国绅士和清教徒所残留的部分，传统的部分；惠特曼则是一代移民将要生成的部分，开敞的部分，未来的部分。如果说，个人主义是美国精神的核心的话，那么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基本上是吸收的，观念的，感悟的，而惠特曼的个人主义则是来源于生存的，生命的，直接来自根部，是情感对观念的深切的呼应。如果说在爱默生那里，难免矫糅造作，观念与实践相脱节；那么对于惠特曼来说，他的所有一切，包括诗歌，都像大自然一样，自然，平凡，从内到外融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