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第3/5页）

“世界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改过的书”，多年以后，惠特曼对特劳贝尔说。就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他出版了《草叶集》的修订本，用他的话说，这次是“真正出版”，“以永久的形式出版”。这个版本没有收入原来的序言，也没有收入爱默生的往来信件，以及任何的评价文章，是一本纯粹的诗集。他有信心显示诗歌在他那里的最本质的力量。

然而，不听爱默生的劝告，使惠特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草叶集》被列为“诲淫书刊”，禁止在波士顿出售，其实在其他许多地区同样遭到查禁。至于“不道德”的书的作者，则被解除了政府机关办事员的职务，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找不到一份正当的工作。直到逝世为止，他都无法完全消除这魔鬼般的阴影，上流社会和传统势力加给他的坏名声。

如此看来，爱默生是先知了。

1871年，英国有一个叫詹姆斯·布赖斯的学者说，爱默生对惠特曼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据他说，爱默生说惠特曼不仅自高自大，而且装模作样，行为粗鲁而自鸣得意，过于轻视有教养的人的惯用语言。“告诉沃尔特，我是不满意的，我不满意。”爱默生说，“我希望他创作民族的诗歌，但看起来他只是满足于写存货目录。”爱默生认为惠特曼的朋友应当更多地同惠特曼辩论，坚持要他驯服一些，守规矩一些——更关心美、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要求。然而，在惠特曼听来，只觉得可笑而又可怜。

惠特曼对爱默生的态度，前后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说过：“爱默生主义最好的作用是，它哺育了伟人来消灭自己。谁甘愿只充当某一个人的追随者而隐匿在每一张书页的背后呢？”这就是惠特曼的独立性。真正的创造者不需要导师，至少这时候他不需要导师；何况在他看来，爱默生的思想停留在老地方，再没有向前挪动过。1872年，他同朋友一起听完爱默生题作“想象力与诗”的报告，深感失望，认为唯是老生常谈而已。

到了1874年，爱默生完成了一个叫《帕纳萨斯》的诗文集的编选工作。他很看重这个选集，夸耀说是足够可以同广为流行的帕尔格雷夫编的《英国抒情诗歌集萃》相媲美。在这部多达500多页双栏排印的选本中，竟连惠特曼的一行诗都没有收入。

爱默生的这种有意忽略的做法，是整个美国文学出版界对惠特曼的打击、迫害和歧视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惠特曼对此是重视的。他在晚年的一篇匿名的自我辩护和宣传的文章《沃尔特·惠特曼在美国的实际地位》中专门提到过，但是，最后他仍然很唐吉诃德地宣告说：“诗人自己却变得更加坚定和刚强。”当时，他已因战争中志愿参加伤兵看护工作而受病毒感染致残，又没有工薪收入，可谓贫病交迫。他的生活费用，除了有限的稿费来源，基本上依靠英国知识界的资助。美国整个知识界，可以说是敛手旁观，等待不可一世的惠特曼渐渐衰弱下去，直至悄无声息。这其中，就包括了爱默生。

两位著名的人物终于分手了。

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史，一些传记作家或者轻描淡写，或者讳莫如深；稍为详尽一点的，几乎无不责备惠特曼的粗鲁、自大和不义。可是，只要了解他们的身份、性情和经历，就会知道，分道扬镳是一种必然。

爱默生出生于牧师家庭，后来也当了牧师，一生致力于布道。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他便做了职业演说家，在长达四十多年中，共发表1500次左右的公开演说，大可以看作是牧师生涯的延续。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十分重视知识，注意材料的积累和利用，不断地抄书，编写索引，以及索引中的索引。他曾经游历欧洲，对于1848年欧洲革命，明显地持反对态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商业主们的胜利由衷地感到高兴。”有一个象征性细节，说他看到革命者手执火炬路经林荫道，两旁的树木当了路障时，不觉深为惋惜，说：“年终时我们应当算算账，看看这场革命到底是不是抵得上这些树木的价值。”一个天性保守的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