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粗布衫的和穿燕尾服的终究要分手（第2/5页）

所有这些不合规范的粗鲁的做法，在文明人看来，只能是自取其辱的事。结果，惠特曼蒙头盖脑地遭受舆论界猛烈的火力的夹击。纽约方面说：“一封未经周详思考而写出来的介绍信，竟然成为一个卑鄙下流的莽汉进入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波士顿方面说：“这是对文学界应有的礼貌和谦逊的一次罕见的粗暴违犯。”惠特曼本人感觉如何呢？他却认为，“公众像一只厚皮的野兽，你得不断用力敲击它的厚皮，让它知道你在那里。”天哪！文明人在他那里，反而成了兽类，他还嫌敲击得不够有力呢！直到晚年，他坚持声明说自己是有原则的，他比别人更有权威为自己的作品讲话。“我不过回顾一下我自己，并把我看到的坦率地复述出来而已，”他说，“如果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目的只是为了估量一下自己，那么你替自己去做或者由别人替你去做实质上是一样的。对此，我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

无论惠特曼如何辩说，在上流社会，他都无法改变作为一个无教养的野蛮人的丑陋的形象。

连爱默生也持同样的看法。当这位文坛教父式人物在《论坛报》上赫然看到他那封热情过头的致敬信时，不禁深感震惊和沮丧。他对到访的朋友表示说：“如果我早有准备发表这封信，那么，我就会大大扩充‘但是’那部分内容。”他还对剑桥诗人朗费罗的弟弟说惠特曼干了一件“莫名其妙、粗暴无礼的事”。等到惠特曼将《草叶集》第二版寄来时，所有访问过爱默生的朋友都说，从来不曾见到爱默生如此真正地发怒过。此后，爱默生评论《草叶集》的调子就明显不同了，甚至充满讥嘲，比如说是“拍卖行的商品目录”，“只不过是《薄伽梵歌》和纽约《论坛报》的奇特的混合”，“一半是鸫，一半是鳄鱼”，诸如此类。他派去拜访惠特曼的第一个使者曾经这样说过：“多年来，爱默生一直是我们文学界的‘银行家’，凡经他过目的文稿，经他在柜台上敲过看过的无论是真是伪的硬币，都能到处畅通无阻。”《草叶集》到底是良币呢，还是伪币？“银行家”如此前后反复，他真的具备这种判断的眼力吗？

但是，无论如何，爱默生具备一种绅士风度，文明人特有的演员气质。即使他开始讨厌惠特曼，还是履行了信中的承诺，到纽约见见他的所谓“赞助人”。

爱默生与惠特曼会面大约有十次之多。头一次除了爱默生在日记里保留了一个极其简略的记号以外，没有任何记载，可以推想见面的气氛不会很融洽。

1860年春天的一次会见，是在波士顿公共广场的榆树下面。他们一面散步，一面交谈，结果仍然因为《草叶集》争论起来，弄得不欢而散。

爱默生极力建议惠特曼重新考虑他的近作，他越写越出格，简直全然置社会道德于不顾了。爱默生特别提到《致一位普通妓女》这首诗：

镇定些——对我随便些——我是沃尔特·惠特曼，

像大自然一样解放，健壮，

只有太阳把你排斥了，我才会排斥你，

只有流水拒绝为你闪光，树叶为你发出声响，

我的话才会拒绝为你闪光并发出声响。

我的姑娘，我和你定一个约会，让你和我一样

做好准备，以便和我见面，

但愿你有耐心，保持最佳状态，直到我来。

到时候再见，此刻让我以含有深意的一瞥

向你表示敬意，

为了你不会忘记我。

还有《亚当的子孙》里的许多段落，爱默生指出，时代与时代的趣味都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因此必须加以删除。他的观点是，在目前，即使稍微提及裸露的身体也是一种禁忌；性，尤其是女人，那是需要掩盖的邪恶的秘密，绝对不可以公开渲染和炫耀。惠特曼知道爱默生不是那类容易被小孩的伦理道德所惊吓的人，反对的原因，肯定是出于对所谓的“社会效果”的考虑。他反问爱默生道：“如果那样，剩下来的还会同样是一本好书么？”爱默生的回答是：“我不是说同样一本好书，我是说要有一本好书。”据惠特曼回忆说，当时，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不能接受一切规劝，而坚持走自己的路了。他对爱默生说，《草叶集》不管站得住也好，垮下去也好，反正它得保持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