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26/39页）

“这么说，加什帕尔会……我在想，他是不是会给你来电话，”戈拉大胆地插话道。“他留着你的名片，我知道。他很可能会……”

“他是不是活着！是不是还活着！奇迹是不是又发生了。这超出了我的理解力和任何一个理智者的理解力。我准备做无论什么事，教授，为一个像他那样刀枪不入的人，我准备做一切。我要聘用他，来给大学生们教神秘科学！巫术，魔法，星相学？”

阿瓦建院长很为他高兴，笑了。兴奋之余，无疑是为了完善这一可怕插曲故事的幽默，他向奥古斯丁·戈拉要了一封为彼得·加什帕尔而开的介绍信。

在戈拉的书桌上，有一块垫板，上面堆着一大摞关于彼得的笔记。黄色、白色、蓝色的纸。戈拉喜欢在这些彩色纸上迅速记下种种想象和现实的事件，种种想法，还有种种材料，指望有一天能给他的练习派上用场。他以笔名跟好几家流亡报刊合作，撰写简单的、嘲讽的悼念文章。他从那些死者还活着时就开始作仔细的准备。然后，他为他自己的这些贡献拉开间隔，却又不完全放弃。尽管作了长期研究，他的文章却都非常短。对一段传记作一个简短的注释，它收集了那么多的东西，为的是消耗它们？恬不知耻的轻浮，对无法避免的残暴的纪念。

众死者值得一种更多样化的纪念，而不仅仅只有一种对他们看得见的生平的官僚主义简述！必须不仅写下死者曾经所是的，还要写下他本该所是的，但那些潜在的可能性，等凡人一死，它也一样，化为了乌有。那一切，他只在头脑中盘算过，他仅仅描绘了粗样而未尽情展开，他甚至没有勇气来承认。私密的生活，常常还是无意识的，边缘的，转瞬即逝的，时间与空间逃离了即刻。

戈拉教授就是这样开始投身于某些勤奋的计划的。

跟阿瓦建谈话之后，彼得·加什帕尔RA 0298的卷宗并没有马上就打开。戈拉更希望稍稍推迟一下：如果两星期后彼得还活着，那么好，就奖给他一份黄色卷宗，如他长久以来就配得上的那样。

最初的笔记要更旧一些，然后就是与阿瓦建的谈话。已经有了写给后者的介绍信副件。

在一个超现实主义国家，彼得·加什帕尔曾是一部小作品的作者，因为它是一种滑稽的模仿，另外还是一部陌生的杰作的作者——因为作品没写出来——一个崇拜者小圈子把这作品说成是他的，实际上，仅仅这样说还远远不够。这部作品存在着，既然任何一家文学咖啡馆都承认它，但人们无法证明它，兴许这都没有必要。加什帕尔在报纸上关于体育、演出、集邮展览或者赛马的短文，只是在悼文中才值得一提，而不是在信中。戈拉满足于在介绍信中强调彼得在困难时刻的沉着平静，对露德米拉的这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如此惊愕的表弟表达一丝亲切感，另外还对乘客阿瓦建——当时他遇识了试图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而不是肯尼迪机场的那个司机——的嘲讽精神作一下隐秘的影射。他没有忘记为加什帕尔的父母亲，著名的纳粹灭绝集中营的幸存者，保留一个段落，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幸存者的儿子拒绝接触的一个章节。身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纪念大会的主席，阿瓦建对如此的一个细节当然十分敏感了。作为结尾，他提到了这位移民的智力和教育学潜能。

出院后，彼得失业了。他认真查看了他的同伴在生死奔跑那天给他的名片。打电话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太可能跨越障碍接近他。他查阅了列车时刻表，终于来到了世外桃源般的山景，研究古欧洲的历史学家领导的那所学院就坐落在这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