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4/7页）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n Da Club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

我继续这样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我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让。所以我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然后走向讲台去拿我的文凭。那时的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时间超乎寻常地长，于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没有开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证书。她给了我，于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后，直接走下了讲台。我可能是唯一没和他握手的毕业生。让下一个握去好了，我想。

我知道明年我会去法学院（由于我是8月才毕业，所以当年就入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为了攒钱而搬了家。当时莉姨已经接替了阿嬷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忧解难，主办家庭聚会，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嬷过世后，她一直都欢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个月也太强人所难了，因为我不想打扰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坚持：“J.D.，这现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

在米德尔敦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终于大学毕业，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实现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我打零工攒钱，也和阿姨的两个女儿越来越亲近。每天我在尘土飞扬中挥洒汗水，回家后便坐在餐桌旁听我那两个小妹妹讲述当天学校里的事情，聊她们怎么和朋友相处的。有时我会辅导她们的功课。大斋节的星期五，我在当地一家天主教堂帮忙做炸鱼薯条。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我读大学时的感受，现在愈发深切了。

我对人生非常乐观的态度与我很多邻居的悲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蓝领经济多年的衰退体现在米德尔敦居民的物质生活前景上。大萧条以及随之而来的小复苏加速了米德尔敦的下坡趋势。但整个群体的愤世嫉俗、悲观怀疑有其精神层面的深层原因，不同于浮于表面的短期经济不景气。

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里没有英雄这个概念。政客肯定不是英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当时全国最受钦佩的人（可能现在仍然是），但当全国都为其崛起而雀跃时，大部分米德尔敦人却对他持怀疑态度。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在2008年就没什么粉丝了。许多人爱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但也有人认为道德败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离世已久。我们热爱军队，但现代军队中没有像乔治·S.巴顿（George S.Patton）这样的人，我怀疑我的邻居可能连一个高级军官的名字都说不上来。太空事业之前一直令我们自豪，现在也已经衰退，那些著名宇航员也成了明日黄花。于是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美国社会的核心层联系起来。我们觉得自己深陷囚笼之中，一方面，我们面临两场看上去赢不了的战争，其中绝大部分战士都来自我们的邻里，另一方面，如今的经济也无法满足美国梦的最基本前提——稳定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