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2/7页）

我痛恨欠债，痛恨那种被债务束缚住的感觉。虽然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我能报销一大笔学费，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学向州内学生收的钱相对少些，但我仍然需要自己承担约两万美元的开销。我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找了份工作，为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鲍勃·舒勒（Bob Schuler）的议员工作，他人超级好。他非常善良，我也喜欢他的政见，所以当选民打电话来投诉时，我会设法解释清楚他的立场。在那儿，我看到说客来来去去，并无意中听到舒勒议员和手下在讨论一个议案会对选民有好处还是对州政府有好处，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身处体制内部近距离观察能让我对政治决策过程有全新的理解，这是看电视新闻所远不能及的。阿嬷曾经认为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是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于俄亥俄州议会的政客的，无论他们的政策如何。

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待了几个月后，我已经债台高筑了，在如何改善入不敷出的状况方面我也智穷力竭（我了解到每人每周只能献两次血），于是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了招聘兼职工的广告，每小时给10美元。于是我穿着卡其裤、难看的浅黄绿色衬衫、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当时除了运动鞋就只有这双鞋了）去参加面试，看到面试官的反应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妙，自己肯定没戏，所以一周后对方发来拒信我也没想太多。后来当地一家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招人，也是每小时给10美元。这次我先去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一件好看点的衬衫和一双黑皮鞋，这次成功了，我得到“顾问”一职。我对这家机构的工作非常感兴趣，那里的人也都很好，于是我马上开始工作。

当时我有两份兼职，还得上全日制的学，日程更加紧张了，但我不在乎。我没觉得我所承担的有什么不寻常之处，直到一位教授发邮件让我下课去找他讨论一个写作作业。我把我的日程安排给他看，他大吃一惊，严肃地告诉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让兼职工作分了心。我笑笑，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我不需要他的建议。

我喜欢晚上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自豪我能应付这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来，担心最终会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却没能力或不愿照顾，一想到这些我就有十足的动力。我知道那些统计概率，小时候我在社工办公室里的小册子上读到过，我也熟悉穷人牙科诊所里医生那充满同情的目光。我属于那些本不该成功的人，但我如今自力更生想要改变，并且做得不错。

我是不是太过拼命了？当然。我缺乏睡眠，饮酒过量，顿顿都吃塔可钟快餐。一次我病了一周，我以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医生说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我没听他的，继续那样拼命，把感冒药当作治百病的神药。一周后，我的尿呈现恶心的棕色，我的体温达到了43℃。我想也许应该照顾一下自己了，于是我吞了一些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睡了过去。

母亲听说这事后立即开车到哥伦布，把我带到急诊室。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也不是执业护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导我们与医疗系统的每一次交锋。她很会问问题，受不了医生说话绕弯子，并确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顾。整整两天我都在医院，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来给我补充水分，发现我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严重。后来医生告诉母亲我可以出院了，于是她用轮椅推着我出去，带我回家休养。

我的病又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我待在米德尔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亲家，她们俩都尽心尽力照顾我。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