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赋（第4/13页）

1961 年9 月，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期间发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天晚上，蒙哥马利在街头散步时走进了一家小剧院，当时剧院正在演出《穆桂英挂帅》。中间休息时，蒙哥马利退了场——他不喜欢这出戏，理由是：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当时中方负责陪同的熊向晖将军当即反驳他说：英国女王也是女人，按照英国的体制，女王是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这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一时无言以对。

熊向晖的反驳固然没有错，但是他似乎太富于民族意识了。蒙哥马利其实是站在一种性别的立场上讲话的，他发表的是一则“男人宣言”。他的无言以对并不是理屈词穷，而是无法置辩，因为辩论实际上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进行的。老实说，我很欣赏蒙哥马利的这两句话，它不仅体现了一种男性的自觉，还闪现出一种喷薄跃动的自负，作为二战英雄，一个有质量的男人，他有资格这样自负。这当然不是藐视女性，但女性应有女性的品格，所谓男女平等并不是说要取消性别差异，恰恰是应该让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那么，这种“像”应该是一种什么姿态呢？

归根结底，男人注重的是：被人承认；女人注重的是：被人爱。

注重被人承认，他们追求高山般的雄峻。男人原本是一种力，一种充满了主动精神的外展之力，他们用创造和事业来印证自己的力量。因而创造和事业天然地带着男性的气质，带着男人向外拓展的时空感觉。

注重被人爱，她们追求苍原般的诗性。女人的天然气质是艺术化的，爱本身就是艺术，它排斥任何功利。如果它一旦和功利结合在一起，首先伤害的是它自己。将女人看作爱和美的化身是对女人的最大尊重。

因此，有人说，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我不否认女性中曾走出过不少英雄，但我可以说，历史上的女性之所以成为英雄，就在于她们身上具备了某些本来属于男性的品格。也就是说，她们已经男性化了。蒙哥马利当然对中国历史不尽了解，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凡是出现女英雄的时代，大多是国势萎靡、男人们不中用的时代，于是只好由女人站出来替代本应由男人承担的角色。例如《穆桂英挂帅》的那个时代——北宋。

一个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运。而英雄的性格，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时代的性格和历史的命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湘江击水时的青年毛泽东。

真可谓豪气干云，气可吞天。

谈论英雄不可能绕开毛泽东这个话题，特别是在20 世纪末期的今天。

我们就来说说毛泽东。

这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也是一个只应在博物馆和纪念碑前探讨而不应在茶馆里吐着瓜子皮谈论的话题。不论是站在神坛上还是走下神坛，毛泽东的身影都辉映出历史强者的伟岸，需得我们千秋万代地仰视。当然，仰视会使我们无法看清他的某些局部，但这不要紧，既然我们审视的是一座大山，那么横看成岭侧成峰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只会增加大山的深邃和神秘。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充斥着一大堆头衔，其中包括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实，在毛泽东的早期，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成为理论家则是后来的事。政治家和理论家在本质上的不同，在于政治家总是尽量让自己适应环境，他具有的深刻亦是一种现实的深刻。毛泽东是20 世纪最理解中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另几个人中或许应包括蒋介石），他最初的著作——例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便是这种“理解”的体现。他后来和王明等人的分歧，从根本上讲也是围绕这种“理解”而展开的。结果是，“理解”中国的毛泽东战胜了不“理解”中国的王明，也战胜了另一个同样“理解”中国的蒋介石。那时候，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一切构想都是具体实在、注重效用的。而对于理论家来说，理想才是他们的现实——一种带着奇幻浪漫色彩的现实，因此，他们具有的深刻是一种天真的深刻。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是把“现实的深刻”和“天真的深刻”集于一身的巨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主要体现了前一种深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更多地趋向于后者。特别是在1959 年他将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以后，他那豪放派诗人的气质和充满创新精神的想象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但问题是，政治家和理论家毕竟是对社会功用不尽相同的两类人，于是悲剧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