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势力终端（第15/19页）

“这对我父亲打击很大，让他一蹶不振。两年后他过世了，去世时他非常难过：因为巴基斯坦军队在孟加拉的空前大屠杀，以及巴基斯坦本身追逐物利的粗俗做法。他对新崛起的统治者和阶级很不满。”

阿米尔把他父亲的遗体运到伊朗东部的麦什德圣地。阿米尔童年时，大公曾希望阿米尔长大后成为一位伊朗式的著名的阿亚图拉。这并未成真，但阿米尔护送父亲遗体到麦什德的那趟旅程让他极为感动。

“一些认识我父亲的乌里玛——宗教学者——发布宣告，说有一位阿林——什叶派宗教领袖，信仰的忠仆——的遗体从伦敦运到了。我父亲就葬在圣地旁边那块葬了许多著名宗教领袖的墓地。这只是暂厝，之后将被安葬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一九六七年，我听伊朗人说，他们国王已经下令将那块墓地改建成公园，我父亲的坟墓可能已经无影无踪了。不过，我到麦什德时才知道，由于布托⑨先生”——巴基斯坦总理，大公死亡时是巴基斯坦国民——“的介入，我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移葬到内侧的圣地。”

因此，信仰虔诚的大公在死后多少达成了心愿。他的政治及宗教热忱在他儿子身上留下许多种语言，许多种文化，许多种思考与情感模式。他要儿子穿耳洞，把儿子奉献给信仰，阿米尔确实也多少承袭了父亲的热忱。不过另一方面——他在剑桥及伦敦修读的是天文学——阿米尔也对宗教产生了一些怀疑。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便产生了这些怀疑，进入大学后它们还继续存在，某些时期更加强烈。不过，我的整体经验——那是历史或文化性的经验——深深烙在我心中，如今已消除不去。这是一种辩证过程，其中宗教及世俗关怀以辩证的方式为我展开一条路。我转向宗教，去寻找尘世事务的支撑，但这使我重新产生怀疑，然后又回归宗教。我在两个世界之间来回移动。”

（在这里他似乎触及了印度教关于对立事物的看法：世俗生活，精神生活，“鲁基卡”，“瓦迪卡”。但他对那种看法没有兴趣。）在剑桥时，他受到马克思主义某些层面的吸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论者借科学方法分析历史的尝试。不过，他会接受较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看法，乃是由于他的什叶派信仰。

“我的思考方式中有许多成分和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目标是要建立符合正义、更加公正的社会，特别是为了受压迫、受侮辱、受伤害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吸引我的一面。我的直觉反应是去追随托洛茨基和切·格瓦拉，他们两人虽然都未成功，但他们的信息却流传了下来。你知道，就像卡尔巴拉。”卡尔巴拉，阿里之子侯赛因丧命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跟我自己的宗教观吻合了。”

历史与宗教观点如此结合在一起，使得他可以接受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长期以来不断衰退的事实。

“我从两种思考途径中都得到了慰藉。历史的思考途径让我明白人类命运可以超越这一切——我们的苦难，我们的小问题。人类命运这个观念让我明白，尽管有那么多麻烦和灾难，我们确实正在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迈进。宗教思考途径则教我采取容忍态度，把这看作是神意的一部分加以接受，但仍然对美好未来存有信心。我刚念给你听的《古兰经》段落支撑了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人。

“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作为什叶派教徒使我得到了不少帮助，因为自从童年起，我就听说为了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表面上是被世俗力量摧毁了，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我的祖先大多把信仰看得比世俗成就重要，这让我感到骄傲。我非常以父亲的一生为荣。”他父亲钦佩甘地。“他的身外之物只有眼镜、拖鞋、拐杖、几套衣服、书籍，这使他更接近什叶派领袖的理想模范，就像阿里那样。我父亲跟甘地相同之处在于他认识到宗教可以大大扭转人们的意识——关于世界及人类在其中之位置的意识，也可以引发人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