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势力终端（第13/19页）

大公在巴基斯坦并不顺利。他原想从政，但发现那不是他能做的事。他是什叶派教徒，身处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他不会说巴基斯坦的任何方言；他还是个“莫哈吉尔”，即外国人。他的政治看法也变了。在三四十年代，他还很年轻时，他希望巴基斯坦成为宗教国家；现在，他认为巴基斯坦应该是世俗国家。他不相信巴基斯坦军队会支持那种政治体制。于是他离开巴基斯坦，再度到处漂泊。他在旧帝国首都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说来，大公年轻时鼓吹巴基斯坦建国似乎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似乎没有预见到政治的动乱或估算出苍生的遭遇；别人似乎必须为他虔诚的穆斯林及什叶派信仰付出代价，而他自己却尽量拖延时间，迟迟不做最后决定。伊拉克、巴基斯坦、英国、印度：以他的身份地位，这些都是他可以前往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他们的困境有自己的看法。关于他父亲那段漂泊的日子，阿米尔说：“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几乎是在忏悔赎罪。我觉得就像别人离开印度前往巴基斯坦时所经历的一样，他也必须经历无家可归的处境。

“我每年都会去见他。他要我读的书之一是皮雷拉尔⑥的《甘地：最后阶段》。独立时大家见不到甘地的踪影，我父亲对这件事很感动。甘地不在德里。他在加尔各答，为那个城市的悲剧伤痛不已。”一九四六年的宗教暴动，这些悲剧标示了加尔各答死亡之始。“对什叶派来说，如果同时有伤痛和欢乐，他们会偏向于伤痛。”

阿米尔从马丹学堂毕业之后，他父母不知道该如何替他安排，他因此浪费了一些时日。最后，在一九六一年他十八岁时，他被父亲带到英国进入一所公学。就在这时，他获准摘掉了耳环。赴英途中，他们在黎巴嫩短暂停留，大公在当地有许多朋友。后来，他们到欧洲各地旅行了一趟。在巴黎时，他们去了赌场和夜总会：大公要他儿子见识一下这些场所，他要儿子初访这些地方时由做父亲的来陪伴。

以十八岁的年纪就读公学，阿米尔有点超龄。不过他在那边读了三年后进了剑桥大学修数学。

“在学校里别人没有对我太差。我还是很内向害羞。我跟几个同学处得不错。我很看重我的宗教信仰，那对我像是一套盔甲。对我来说，那种信仰是秘密、私人的，而且深植在心中，这使得它具有了一个新的层面和额外的力量。由于不能用言行把那种信仰表达出来，不能表达内心的感受，宗教经验因此更加强烈，更加有力。”

阿米尔预计在一九六五年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入学前，父亲带他游了一趟巴基斯坦和中东。他们见了什叶派宗教领袖。在黎巴嫩时，他们住在扎伊尔德·穆萨－萨德尔⑦家里。

“我听父亲跟他讨论世界局势，他们的用词就是后来伊朗革命人士和黎巴嫩动乱分子使用的那一套。他们谈到存在于黎巴嫩的西方势力，也谈到了统治伊拉克的政权——暴虐、反宗教。他们谈到伊朗国王。他们谈到应该根据阿里的训示推动一场革命——我认为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也这样告诉了我父亲。”

在这一番对什叶派的赞扬、这一番关于革命及阿里胜利的讨论后，接踵而来的是灾难。至此之前，大公的政治行动及姿态对他个人并未造成重大的后果；现在，一夕之间，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就在阿米尔进入剑桥彭布鲁克学院之前几个礼拜，印度和巴基斯坦交战了，穆罕默达巴德大公在印度的所有财产都被宣布为外敌财产。大公于一九五七年入籍巴基斯坦时——或者，三十年前，当他开始鼓吹建立另一个穆斯林国家时——是否预见到这一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