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31/36页）

“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长信，里面写了很多我反对某些事情的理论根据。他没有回复。那时候已经开始杀人。组织已经转入地下，所有通信都断绝了。

“我就这样脱离了运动。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我参加了一个类似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做宣传。警察到处抓我们。两边我们都得躲。

“一九七○年五月上旬，在加尔各答的一次炸弹攻击中，第一个警察被杀。一九七○年年中之后，这种行动变得更加全面。交通警察也被杀了，因为他们容易下手。这里还有好笑的一面。后来交通警察配了武器，纳萨尔派分子便抢夺这些武器，交通警察只好用链子把武器拴在身上。同时他们也开始杀告密者。

“一旦开始杀告密者，麻烦可就大了。你不会谈到他的阶级——你不能谈到他的阶级，因为他一定跟你属于同一类才能当告密者。回想起来，我再次注意到，那些头号目标——大企业家、大地主——都没有受到攻击。

“马列主义阵营又进一步分裂，更多团体脱离了出去。到了一九七三年，马列主义阵营总共分成二十个派系。警察及他们的喽啰杀了数千人。到了一九七三年，就那阶段而言，运动已经完蛋。

“我在一九七二年结束了躲藏的日子。警方知道我跟查鲁·马祖姆达尔的分裂。我最后一次受到详细盘问是在一九七二年。我运气很好，因为我最后一次被捕是在一九七○年四月——那是第一个警察在加尔各答被杀之前。过后我就躲了起来。

“现在我什么都没做。我想，比起当年，我们国家今天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世人更多的尊敬和肯定。我们已经从乞丐变成借款人。我很担忧贫富差距，担忧权力掮客缺乏爱国心，担忧那么多产业无法振兴。我还担忧，借款人通常会变成乞丐。”

德布没告诉我查鲁·马祖姆达尔的结局。那是别人告诉我的。查鲁·马祖姆达尔他一九七二年在加尔各答被捕，不久后即死亡。他有气喘病，被捕时身边还带着氧气筒。在孟加拉的湿热气候里，他一定受尽了折磨。

阿修克的第一则故事谈的是他企图进入营销业的经过。他的第二则故事则是关于他的婚姻，以及他跟过去的决裂。他的最后一则故事谈到他在广告界的日子，还有他所看到的加尔各答提箱仔的世界——正当那个世界即将消失，由另一个独立后的印度较粗俗和富有的商业世界取代的时候。

阿修克说：“我对加尔各答提箱仔最早的认识发生在我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实习客户代表的时候。第一次跟着上司去见客户，见到了那家公司营销部门一位很高层的主管。他身材肥胖，看起来很好相处。他抽进口牌子的香烟，穿西装——那是五月中旬，加尔各答的温度有你受的。他的办公室有冷气。我的整体感觉是，这是在豪华办公室上班、日子过得悠闲的人。

“他似乎不急着讨论手头的事。我们谈了种种日常琐事，世界杯板球赛，谈了一点工作场所的权力运作。从十一点左右到十二点或十二点十五分，上天下地什么都谈了。然后停了好一阵子。闲聊必须结束，几乎有点舍不得。

“我上司提起正事，这倒是两三下就拍板定案了。我只是在旁观察，我只是实习生。生意的事十五分钟就解决了。这时候大约是十二点半，很接近午餐时间。客户问我上司是不是已经有约，我上司说没有。客户说，‘我们不妨午餐时再谈谈’。

“我的上司要我赶快回公司借五百卢比，然后到一家五星级饭店跟他们会合。客户并不是要请客——从来没有客户请广告公司人员吃午餐的事。这顿午餐我们要做东。那时我应该很兴奋。我听过不少关于招待客户的事，但那时还未曾做东或做陪过。那天午餐十二点四十五分开始，三点半结束，宾主尽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