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役之后（第30/36页）

“他从不提高嗓子，说话却铿锵有力。他就在北加尔各答那栋小房间里谈了起来。房间后侧有两个窗子，都打开了。我注意到了这两扇窗子，因为我担心屋外的人会听到里面的话。房间里东西很少。我记得有一张没上漆的木桌，上头摆了一大堆书，还有一台收音机。那收音机可不是等闲的东西。知道为什么吗？那是为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的。每个纳萨尔派分子都把收音机看得相当重要——‘昨天北京广播电台在那个节目里提过我们’，诸如此类的心理。我有一点古怪，这辈子只听过北京广播电台两次。

“房间后部还有一张没上过漆的长椅。我注意到，虽然房间里人那么多，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到长椅上。到最后房间实在太挤了，人们不得不坐上去。查鲁·马祖姆达尔坐在地板上——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不愿坐长椅：他们不想坐得比他高。

“大家抽着烟，因此窗户开着。我自己也抽烟。这时气氛还轻松自然。应该有人送了茶进来，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得喝——根本无法把茶送到房间里每个人手上。

“查鲁·马祖姆达尔一开始先提到组织在孟加拉及国内一些其他地区的顺利发展。‘各位在这边做得很不错，这点我知道。我们让他们害怕了。他们早晚会出击。经验证实，杀掉特定压迫者有助于把人民动员起来，因为这样人民就能看出压迫者也可以被毁灭。因此，我刚发出这封信。’他拿出一张手稿朗读。这就是那封要求我们刺杀特定人士的信。然后他接受了提问。

“我吓了一跳。我想，那时候我的出身背景起了作用——一向是这样。我感到惊吓，但也同时觉得很振奋。振奋是因为我在想：‘我们终于找到路了吗？’杀人事件让许多穷人热了起来，这点被当作事实提出，我也没有加以质疑。

“我的惊吓出于两个原因。首先，那样做跟谋杀几乎没有差别。不过，我把这一点合理化了：那不是谋杀，而是行刑。要杀那些人不是无缘无故的，要杀特定人士还得先经过派系团体讨论并同意。第二个惊吓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宗师都告诫我们不要采取恐怖行动。但这听起来很像恐怖行动。

“大家问的大体是像下面这样的问题：‘在城市里该怎么做？’‘如果地主由另一种压迫者取代了又会怎么样？’他们提了许多战术性的问题。我是最后发问的人之一，而且——这我可得告诉你——我问得很谦虚，因为跟其他人比起来，我的阶级出身不好，坐在那边的人对运动都比我更投入。我问到毛泽东和列宁关于恐怖主义的告诫。我问，这样说来，在理论上，我们怎么还能支持这个？

“查鲁·马祖姆达尔回答了每个问题。他回答得平心静气，很有说服力。我们都被他说服了。”

我对德布说：“再多谈谈他。”

“他五十八岁左右，皮肤干皱、白皙。他出生于北孟加拉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是很有钱的名医。他在功课上很有脑筋，表现优异。他参与了民族主义运动，然后又投入了农民运动，在其中成了名。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所做的是把一个激进的改革运动——保护佃农的运动——转化成革命运动的雏形。他认定战斗的对象是国家，因此能够带动那种转化。”

“你不觉得那是疯狂的做法？”

“那时候我不那么想，现在也不认为有什么疯狂的。要搞革命的话，就要向国家挑战。

“北加尔各答那次集会花了三个钟头。查鲁·马祖姆达尔开头的报告大约有一个小时十五分，讨论大约花了另一个钟头。接着，几个人一组一组跟他商讨他们当地的问题，然后离开。

“到那时，纳萨尔派分子做过占领学校、破坏雕像等行动。只是互不相干的事件。我相当反对这种做法。大约到了一九七○年四月，查鲁·马祖姆达尔和其他人还向我保证说那些事是过度狂热的结果。现在我回想起来，才注意到受攻击的都是低中产阶级和乡下学校。他们从未碰过精英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