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丈夫（第8/15页）

彼得森和博内蒂都把亨德里克的年轻夫人称作“好人”。汉泽曼大叔知道她就餐从来都是及时付款的，所以一见到她就用粗哑的声音表示欢迎。舞台看守克努尔知道她是枢密院顾问的女儿，见到她就行军礼。克罗格院长和施密茨经理也乐意和她攀谈。施密茨最初像叔叔辈那样对她开个玩笑，以示殷勤。但不久他发现巴尔巴拉对剧院的财政困难颇为关心，且表现了无私的体贴，便与她探讨这个始终存在的且一直叫人担忧的难题。克罗格向巴尔巴拉透露，自己对剧院准备上演的全部剧目安排不妥，感到忧虑。这位年迈的先锋派戏剧艺术先驱，眼巴巴看着在他的剧院里，诙谐剧和轻歌剧开始把先锋派戏剧挤掉，便满腹怨恨。对这种令人遗憾的变化，不仅施密茨负有责任（因为他是以“票房价值”来评定剧目好坏的），亨德里克其实对这种艺术水平的下降也负有责任，这听上去有悖常理，但却是事实。亨德里克嘴上大谈革命剧院，实际上却热衷于演出荒唐的消遣戏剧。革命剧院并没有开张，但是上演流行剧却有足够的理由。

克罗格虽然对共产主义顾虑重重，原则上持反对态度，但是现在倒也急切地希望筹备中的剧院能够开张，这不仅可以给他的戏剧增添革命色彩，而且可以增强文学品位。亨德里克却巧舌如簧地辩解说，在正式上演革命戏之前，他要先演一些轻松愉快的剧目，以博取观众和舆论的好感，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也许乌尔里希斯会耐心听取，相信他这位好朋友的解释。而巴尔巴拉听了，则更加怀疑、更加担忧。

巴尔巴拉喜欢同乌尔里希斯交谈，佩服他坚定朴实的观点。她本人虽对这类观点表示怀疑，不过她事先声明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亨德里克立即以讥笑的口吻证实了这一点。“你一点儿也不懂得政治的严肃性。”他对巴尔巴拉摆出一副专横的家庭女教师教训人的面孔说，“你又冷静又好奇，把一切事情看得很简单。革命信念，对你仅仅是一种有趣的心理现象，对我们则是最神圣的生命内容。”这就是亨德里克的论调。乌尔里希斯把他的一半时间和一半工资都贡献给政治活动，他说话似乎客气得很。他对巴尔巴拉讲话时带着父辈教育孩子的味道，然而却非常亲切。“巴尔巴拉，我相信，您会找到道路，走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友好而充满信心地说，“您今天已经明白真理和前途都是属于我们的，只是还缺乏勇气来承认这点并做出结论。”

“也许我真的缺乏勇气。”巴尔巴拉微笑着回答。

乌尔里希斯在创立革命剧院这件事上，耐心地等待亨德里克的行动，巴尔巴拉对这种耐心佩服之至。她从自己这方面也加以催促，当然她有她自己的考虑：她想给革命戏设计布景。“这并不是我分内的事情，”她几乎每天对亨德里克说，“我不是那种把世界革命信念当作生命内容的人。但是亨德里克，我为你羞愧。如果你不赶快把事情抓起来，你就要出丑。”

亨德里克听后板起灰白色的面孔，用斜视的目光瞟着巴尔巴拉。他十分傲慢地说：“你说的全是外行话。你对革命策略真是一窍不通啊！”

他的革命策略就是每天制造借口来推迟革命戏剧的排练。他想为世界革命做点工作，便突然决定要做一个题为《当代戏剧及其道德义务》的报告。克罗格对这个题目十分感兴趣，他在星期日上午把艺术剧院提供给亨德里克使用。亨德里克在报告里把院长的一部分热情的措辞和乌尔里希斯的一些言辞巧妙地综合进去，成了一篇慷慨激昂、空空洞洞的演讲。坐在大厅里的年轻人，不管是自由派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派，都能从报告中听到许多他们喜爱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