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第26/39页）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古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回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