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喊叫大厅 1984—1991（第3/23页）

石头脸感兴趣的几处房地产都在康涅狄格州，那正是埃丝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她的家庭三十年前从意大利移民到美洲大陆，一直靠铲粪谋生。先是在阿根廷的牧场，然后是墨西哥，最终在哈特福德郊区的一个大型农场安定了下来。

文森佐和埃丝特是偶然相遇的。有一天文森佐在几个老乡的陪伴下来到康涅狄格历史博物馆，参观塞缪尔·柯尔特上校的武器收藏展，他被深深地震撼到了。关于武器，即使是最愚蠢的美国人恐怕也要比他在行得多。

晚些时候，他坐在咖啡馆里，和他的客人们讨论着要去武器商店逛一逛，这时他留意到吧台后面有个女孩在听他们聊天。她有着深色的皮肤和头发，黑橄榄似的双眼，仿佛一把口径四十五毫米的手枪将你刺穿。

“你是意大利人吧？”他问道。

“我是在这附近出生的，纽黑文[5]人，”她答道，“我父母亲是意大利人。”

“你太美了，不可能是美国人。”

“我可不是那种金发女郎，如果你是那个意思的话。你想要一块核桃蛋糕吗？”

“如果你告诉我谁是这里的老板，我会为了你买下这整家甜品店。”

埃丝特和她的家人回意大利的旅费全部由石头脸承担，算是他给自己手下的结婚礼。接下来几年，这个美国女人生下了两个孩子，利奥纳多和皮奴西娅——女孩的名字取自外婆，男孩的名字则跟了爷爷，那个捡纸箱的老人。

即使是在一个小孩最可爱的那个年龄，利奥就已经表现出成为小痞孩的潜质了。他不愿意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每天在街上游荡，虚度着光阴，像是在证明我父母亲的错误或者谎言——街上的生活不会吞噬任何人。

02

渐渐地，我开始习惯新的生活，这个过程并不轻松，而我父亲则立刻重拾了旧日的生活节奏。他时刻炫耀着自己再次回家的喜悦，完全不像是刚刚在炼狱里待了十年的人。他过去有一次曾试图放弃过回家的念头，但他没能做到。

事实上，一九七八年的冬末，有两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们在巴里的生活。一件是我的出生，那天夜里我父亲开车飞驰回那不勒斯，赶到娜娜准备生产的医院，在接连不断的痛苦喊叫中，我母亲凭直觉喊出了我的星座：“马尔切罗是双鱼座！上升星座是双子！”另外一件则是一封迟到的电报信，银行总部的人事管理部接受了我父亲的回调申请。

那封信被压在巴里分行经理卡塔尔多·罗洛的办公室抽屉里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能猜到信里的内容，但没有人在意这件事并去通知爱德华多，因为就在那几天整个意大利陷入了混乱。

我父亲认为，除了可怜的阿尔多·莫罗[6]之外，唯一可能要为这场动乱付出代价的人是他自己。他也清楚这样抬高自己有些夸张，因为毕竟和莫罗不同，没有人绑架和折磨他。然而，如果历史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国家继续动乱下去，如果恐怖分子最后赢了，罢工仍然继续，谁能说清楚那封电报信最终会落得什么下场呢？

政治专家们预计整个动乱事件很快就会结束，无论天主教民主党的秘书长最终命运如何，整个国家都将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所以民众们都放松了下来，对事态的发展也只是敷衍地关注一下。就是这样，在那不勒斯银行巴里分行历史上某个毫不重要的经理，打开了他的办公室里某个毫不重要的抽屉。

整整五十四天里，周五除外的每一个下午，我父亲在办公室和相隔三百米的位于阿巴特·吉玛街的公寓之间来回奔波，那时候他还在忙着申请回调那不勒斯；他会打开收音机，时刻关注着可怜的阿尔多·莫罗的处境，当然还有他自己的处境。整整五十四个下午，他哭泣过也绝望过，有时候会看到希望，但随之而来的是加倍的失望。终于在第五十五天早上，疯狂的电话铃声停止了，染了头发的秘书从经理办公室走出来向大家宣布，在一辆雷诺4的后备厢里发现了莫罗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