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转变（第13/40页）

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去城外的海岸上，去小而简陋的葡萄牙周末餐厅，吃刚从海里捕上来的鱼和贝类，喝一点葡萄牙红酒或白酒。

我时常回想起到这儿的第一天所感受到的恐惧——那条路和那些行走的非洲人的画面一直挥之不去——我惊讶这片土地怎会如此驯服，如此毫无希望的景观怎会孕育出如此理性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就好像从石头里榨出了鲜血。

六七十年前的情形恐怕大不相同，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刚来到这里，从政府手里接管了这一大片土地。当时，葡萄牙政府面对强大的英德两国及其大量移民，已经感觉到自己的羸弱，急于将其声称拥有的非洲殖民地控制在手中。这座小城当时只是一个简陋之至的小小的海滨聚居区，住着黑皮肤的阿拉伯人，百余年种族混血的产物。通往内陆的道路只是一条泥土小径。所有东西都靠每小时前行两英里的马车运送。我现在一个小时能走完的路程，当时要走上两天。庄园的宅子很简陋，和非洲人的窝棚没多大区别，只不过用的材料是木头、瓦楞铁皮、钉子和金属铰链，一应物品都是从首府用船运来，再装上马车。没有电灯，没有防蚊铁丝网，没有水，除了屋顶流下的雨水。住在这里就意味着忍受这片土地，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忍受着天气和疾病，完全依赖当地人。很难想象。没有谁会真的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人能够想象自己丧失原本的心智，同样，后来的人也无法真正了解当年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我们只能依据我们所知道的来判断。安娜的外祖父，以及他认识的所有人，也只会知道他们那时所知道的。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许是满意的。

海岸一带的早期移民，从阿曼、从马斯喀特来的阿拉伯人，完全变成了非洲人。他们不再是阿拉伯人，当地人也只知道他们是穆斯林。安娜的外祖父，在这艰难的地方过着艰难的生活，谁也不认识，连自己都变成半个非洲人，有了一个非洲家庭。然而，沿海一带的非洲阿拉伯人的处境连续几代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如既往，安娜外祖父的处境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剧变。这是因为一九一四年在欧洲爆发的大战。安娜的外祖父发财了。更多移民涌入这个国家；首府繁华起来；通了电车，白人（以及果阿人）坐在前面，非洲人坐在后面，中间隔着一道帆布帘。那时候，安娜的外祖父希望恢复自己欧洲人的身份。他把两个有一半非洲血统的女儿送往欧洲接受教育；明确表示希望他们能嫁给葡萄牙人。他盖了庄园大宅，混凝土白色高墙和混凝土红色地面。屋前屋侧是大花园，屋后的大游廊连接起一串带游廊的客房。每一间客房都有宽敞的独立卫生间，安装了当时流行的器具。仆人房也很宽敞，在宅子最后面。他购买了精致的殖民地家具，至今我们仍在使用。我们睡在他的卧室里，我和安娜，睡在他那张高高的雕花床上。如果说，想要理解这个已变成半个非洲人的男人的心思很难，那么，想要安然接受他后来的心思则是难上加难，虽然后者本该更容易接近。在这幢房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陌生人。我一直无法习惯它的堂皇；那家具始终显得怪异而丑陋。

由于我的背景每每在这种情形下刺激我，我无法忘记那些非洲人。安娜的外祖父，还有其他人，某些令人恐惧的小型外国传教机构里的牧师和修女，言行老派，落脚在这片空旷荒芜的土地上，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非洲人应该屈服于他们的意志，适应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的，也不敢打听。不过非洲人还是以某种方式保持着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的许多传统和宗教，尽管他们的土地已被瓜分，种上了需要他们照看的作物。那些行走在柏油路两边的人不仅仅是庄园的劳工。他们的社会义务和我在家乡所知道的一样复杂。他们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好几天不来庄园干活，走上老远去参加某个仪式或是去给谁送礼物。他们赶路的时候不会停下来喝水，就好像他们不需要喝水。在饮食方面，他们当时仍遵循古老的习惯。他们在早晨和夜里喝水，中间从来不喝。早上开工前，他们不吃任何东西；第一顿饭是在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只吃蔬菜。他们吃自己那种食物，食材多为窝棚周边混种的作物。主食是干木薯。可以磨成粉，也可以直接吃。两三根木薯就能支撑一个人出门走上一整天。在最小的村庄里，你都能看见有人卖他们那一小块地里出产的干木薯，一次只卖一包或两包，换取之后几个星期的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