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第15/25页）

“罗拉是你们的女裁缝吗？”我半似默想地问。

“罗拉！您从哪儿知道她叫罗拉？”

“我们来自同一个城市。在舞蹈学校里，我的第一个玛祖卡舞就是跟她一起跳的。”

“原来如此！怪不得她现在还愿意跟大学生一起跳舞哪。”

我们关于罗拉的谈话到此为止。我现在算知道克里斯多夫为什么不愿意谈她了。

然而，整个冬天，我还是在公共场所多次遇到克里斯多夫和罗拉在一起，不过大都由瘸玛丽或一个老太太陪着，这个老太太可能就是留遗产给她的那位姑妈，就是她在可怜的裁缝死前不久把他的心肝宝贝诱骗去了。

一天晚上，大概在新年后的几个星期，我在屋子里听到大街上的喧闹声。我打开窗，在底下经过的人群中看到不时出现的大学生的红帽子，最后，借着路灯的光我认出了我们的一个校役。

“出什么事了，杜泽？”我朝楼下喊。

“打架了，博士先生。”杜泽称我博士先生，那原因只有我们俩知道。

“这么回事呀！大概又是在舞厅里吧？”我问。

“喏，还能在哪儿呢？”

这个舞厅是一个公共的跳舞场所，大学生和青年工匠由来已久的冤仇常在这里引发殴斗。这一次好像斗得更凶，因为杜泽做了一个用力高举拳头的动作。

“是谁挨揍了？”我又问。

这位老人把手拢在嘴前边，小声对我说：“是一个该挨揍的人，博士先生。”一个经过这里的熟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边走边说：“是野伯爵。那些粗人把他痛打了一顿。”

所谓“野伯爵”，是一个漂亮而又放荡的青年人。他很少听教授讲课，相反常常出没在决斗场，定期参加大学生酒会。他属于这一类人：他们在大学里大出风头，离开大学也就销声匿迹了。他总是离间青年工匠和他们的姑娘的关系，青年工匠恨透了他，那些年幼的大学生却又怕他又佩服他。他进过好几所大学，后来又都离开了，有几次是被学校开除的。现在他又选中了我们的大学来读，不久，便有各式各样的流言传播开来，有的说他有大笔的汇款，有的说他有更大的债务。他带来的“野伯爵”这个头衔，倒也很适合他，因为他使人想起“拳头即公理”的时代，旧时贵族子弟任意欺压弱者的行为，他好像完全继承了下来。

我既不认识这个野伯爵，也对他这个人不感兴趣，于是我就关窗睡觉去了，不再去想这件事。

第二天下午，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刚喝完咖啡，正坐在软椅里阅读《法学汇编》(4)中关于某问题的论辩，有人敲我房间的门。

听到我的一声“进来”，我的朋友——身材粗壮的克里斯多夫，小心翼翼地又略带迟疑地走进房间。

“你是一个人吗？”他问。

“正像你所看见的，克里斯多夫。”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要离开这里了，菲利普，”他说，“今天晚上就走。路很远，到莱茵河畔我舅舅那儿去。他身体衰弱，需要一个帮手替他照应一切。但我怕我的现钱旅途上不够用——一路乞讨，可不是我干得了的。”

我走到书桌前，数出一小笔钱放在桌子上。“够了吗，克里斯多夫？”

“谢谢你，菲利普。”他小心地把钱装进钱袋，里面已装有一些金币和银币。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黑色的礼拜日服装站在我面前。

“你穿着全套的礼服呀，”我问，“你究竟到哪儿去过？”

“喏，”他说，若有所思地摸着他的宽前额，“我刚从警察局来！”

“你拿到护照了吗？”

“是的。还拿到了我的解雇证书。”

我疑惑地注视他。

“这都是因为在跳舞厅里干的蠢事。”

我心里一亮，全明白了。“是这样！那么你也在场了，”我说，“当时我没想到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