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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人们肯定何晴有不可告人的事情，要不然她是不可能这么做的。人们都说这个女人这一手真辣，你很难将她绳之以法，因为陈潜已成骨灰，已经消失，你找不到证据。何晴则欲哭无泪，她想不到陈潜古怪的要求使她陷入如此悲惨的境地，她已经拒绝对任何人辩白解释了，因为这事只有她和陈潜知道，现在陈潜成了骨灰，陈潜已经消失，她永远无法让人们相信她的话。

直到今天，对何晴的调查仍在进行。

献给PATRICIA的梦呓

1989年7月18日深夜，在南京莫愁路的一套公寓里，张三准备给父亲打电话，手机响了，弟弟从医院急诊室打来电话，说父亲夜里突然昏倒在卫生间，现在只是暂时脱险，医生说父亲的生命最多只能维持四五天，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能经受任何刺激。弟弟说最后一句话时语调特别重。张三搁下电话，缓缓地梦幻般地走出公寓，招手拦了一辆的士，赶到医院。张三走进观察室，一个护士正在给父亲打针。父亲转过身来看见了张三，那表情仿佛一个受伤的小孩突然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张三躲开父亲的目光，走到父亲床边，用手把本来已盖得严严实实的被子，放开，重新盖好。张三把这个动作重复做了好几遍，然后找了借口，离开急诊室，来到离医院不远的中心广场。

张三坐在长椅上，望着过往的行人。虽然是深夜，广场上人依然很多，一对对男女分布在广场各个角落，使广场充满了色情意味。张三知道自己编造的借口是经不住推敲的谎言，但他毕竟没有在父亲面前笑起来，这要比解释借口好多了，他只能躲过一时，他终归要去医院，终归要陪父亲直到父亲去世。一想要在父亲身边待那么长时间，他十分恐惧。他不能保证自己不在父亲面前笑起来，实际上刚才离开急诊室的那瞬间，已经笑了，只不过他头埋着，别人没察觉罢了。张三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碰到这种情况，他就会回忆过去，张三可怕的生活从1988年开始。1988年9月10日，张三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那天下午，他和几个同事拿着花圈孝幛去吊唁公证处的一个头头。他们在欢畅明快的乐曲声中走进死者的家。张三向死者致默时突然想笑。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捂住脸假装咳嗽，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他捂住脸奔到对面的公共厕所里大笑一场，厕所里两个蹲着的人吓得拎起裤子就奔。从此以后，只要是庄严肃穆或者说是不该笑的场合，张三都会抑制不住地笑出声来。

张三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的所有医院。他希望尽快治好自己的病。如果不能治好病，至少也能得到一张疾病诊断证明书，他好以此获得别人的谅解。可是所有的医生都否认他的这种生理现象是病。医生说只有你心里想笑的时候你才会笑。医生们在他的恳求下开给他的红红绿绿的药片不仅没有治好他的病，反而使他患上了严重的便秘。由于他神志异常清醒，思维缜密，反应敏捷，连精神病院也拒绝证明他有精神病。他花费两只金华火腿，叩开了某医学权威的大门。这位权威认定他的反常现象跟他的童年经历有关，权威对他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催眠治疗，每一次治疗都因张三的失声大笑而告终。张三无法理解自己身上怎么会有这种病。他很清楚自己的笑跟自己的心理因素无关，就像他十七岁那年有过的大小便失禁一样。只不过这次失禁的不是大小便，而是笑。他生来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不喜欢笑，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值得他去笑。至于嘲笑别人嘲笑一切神圣庄严云云，更跟他沾不上边。他唯一相信的就是命了，尽管他在这之前从来不信命。更让张三痛苦的是，他不仅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反而遭到别人的冷目嘲笑指责谩骂，亲戚朋友同事上司，没有一个肯听他的解释。在别人的眼中他是个“变态者”。他唯一可做的就是闭门独处，少跟别人接触，躲避一切可能使他失态的场合，过着度日如年般的囚犯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