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讲灰蒙蒙的一天发生的事件（第21/55页）

法国人干巴巴地回答：

“我希望……”(16)

卓娅·扎哈罗夫娜·弗莱依什擦着胖乎乎的手指，变换着把自己亲切的、稍带点儿惘然的目光一会儿投向法国人，一会儿投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她有一双鼓鼓凸出的眼睛：她的眼睛凸出到了眼眶外边。卓娅·扎哈罗夫娜看上去四十来岁，她是个大脑袋的黑发女人，结实的脸颊上抹过油脂，扑粉不断地从脸上往下掉。

“可是他还没有……您不是要见他吗？”她好像不在意地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在这匆匆的提问中表现出内心的担忧，可能是包含着敌意；而也可能，还是一种憎恨；但是，这种担忧、敌意和憎恨都蒙上一层亲切：微笑和目光，就像出售的黏乎乎甜丝丝的糖果，裹着一层未经消毒检验的肮脏。

“好吧，我还是等等他。”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向法国人鞠了一躬，便伸手去拿梨（桌子上放着一个带公爵夫人图案的高脚水果盘）；卓娅·扎哈罗夫娜·弗莱依什把高脚水果盘挪开点，因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那么喜欢吃梨。

但是，梨归梨，起作用的不是它们。

起作用的——是声音：一个地方传来的歌声，一种完全是痛苦的、非常尖利刺耳的和甜蜜的歌声；此外，是一种带糟透了的口音的歌声。在二十世纪初，这样唱是不可能的，简直是不知害臊，在欧洲没有人这样唱。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模模糊糊觉得唱歌的——是一个放荡的深黑色头发的男人；黑头发的男人——一定是；他的胸部凹进去，陷在两个肩膀中间，并长着完全像蟑螂的眼睛；他也许还患有肺结核病；而且，大概是个南方人——敖德萨人或者甚至是个——保加利亚的瓦尔纳人（这样，或许更好些）；他穿着不很整洁的内衣；常作些宣传，憎恨乡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一边想着没有见到的唱歌人，一边第二次伸手去拿梨。

这时候，卓娅·扎哈罗夫娜·弗莱依什一分钟都不放过法国人：

“对，对，对，我们正在经历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到处都是一片精神振奋和青春的活力……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这一切写进历史……您不信？请到群众大会去看看……听听那些炽热感情的流露，您会看到：到处是——狂热。”

但是法国人不愿支持这样的谈话。

“请原谅，夫人，先生快来了吗？”(17)

为了不成为这种不知怎么有损他民族感情的谈话的见证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走到窗子紧跟前，差点儿没有碰着正在地板上啃骨头的圣贝尔纳长毛狗。

小别墅的窗户是朝海那边开的，天暗下来了，一片蓝兮兮的。

灯塔亮着的一面转过来了，星火眨巴起眼睛：一下——两下——三下——就熄灭了。远处一位步行者身上的黑色外套在那边随风飘拂；更远点的地方，卷起一道道冠状的东西；两岸的灯火像发亮的糁子撒落下来；芦苇丛生的海边像长出无数双眼睛；从远处，传来凄凉悲切的汽笛声。

多大的风！

“给您个烟灰缸……”

一个烟灰缸摆在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的鼻子尖底下，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是个爱生气的人，他把烟头捅在了彩色的高脚水果盘里：显出一副表示抗议的样子。

“那里有人在唱歌，是谁？”

卓娅·扎哈罗夫娜做了个手势，分明地表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落后了：不能允许地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