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卡森（第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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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拉将《心是孤独的猎手》选为读书会书目的时候，在一小段节目中采访了两位“听障女艺人”，演员玛丽·玛特琳（Marlee Matlin）和前美国小姐海瑟·怀特史东·麦卡勒姆（Heather Whitestone McCallum）。她们都表达了对于小说的激动心情，前美国小姐说，她欣赏麦卡勒斯的地方是，她“让有声世界得以一窥20世纪30年代失聪者可能过的生活”。她们都说，麦卡勒斯“以她所处的时代和地方的语言”，而非今天的表达，准确地“刻画了失聪的状态”，这让她们印象颇深。怀特史东·麦卡勒姆提到了成长时所遭受的孤立，她说：“今天，人们对听障人士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善了。科技已经大大地进步了，这一点影响很大。”而我更想听她多谈谈小时候被孤立的感受，这种经历在这本书中处于极其核心的位置。

辛格听不见，他能读唇语，但这真的是这本书想表达的吗？这是一本关于听力障碍的书吗？或许吧，但它并非完全如此。麦卡勒斯并没有把辛格当作研究听力障碍的模型。麦卡勒斯结婚几个月后，她丈夫曾提议带她去乔治亚州梅肯市参加一个关于听力障碍的大会，这样她就可以确认她对约翰·辛格的设定是正确的，但她拒绝了。她说，她想保持“自己想象出来的形象”。

这场与听障女艺人的对话会吸引我注意是因为，它似乎是对我们当下文化中一种普遍观念的直白展现——一种在虚构世界和真实世界都颇为有害的观念。实际上，它不仅在学术界非常普遍，而且无处不在，以致于我们甚至都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了。在这一方式中所蕴含的是一种对如何阅读小说的指导——你应该以这种方式认同小说中的人物，将他们视作某种类型或社会状况的代表。不过读者自然与作者一样不可捉摸。他们不受规则束缚，不管你给他们多少指导，他们都能找到自己与一本书相联系的方式。这种功利主义思维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为了达至某一个业已得出的结论——最为通常的是让故事的结尾有个升华和圆满——将事实和小说都扭曲了。

自1997年从德黑兰搬到华盛顿以来，我一直在教美国小说，有些学生学得不情不愿，但多数则满怀热情。一些与我相识多年的学生曾问我：“读这些书的意义是什么？”抑或“它们怎么才能帮我解决问题？”问题通常并不以这样直剌剌的语句问出来，但基本上中心意思就是如此。回答他们的时候，我通常会把问题抛还给他们：读小说的时候我们在寻求什么？它一定要有用吗？它一定要教给我们什么具体的东西吗？我禁不住要引用纳博科夫：“想象力只有在无用的时候，才能丰富。”

倘若我们对一部虚构作品的主要期待就是，它确然符合事实，或者它与真实生活有关联，它治愈我们的焦虑，帮助我们与母亲建立更好的关系——简言之，一片精神的阿司匹林——那么我们就不啻是将小说仅当成了一份指南，这非常危险，在这里，小说是理解听障者的指南——效果并不显著，因为辛格不像这位前美国小姐，他不觉得自己的人生充满了“祝福”，也并没有说，“虽然我听不见，但我很快乐”。

辛格很真实。他有感情，也能触动别人，这就是读者会和他产生共鸣的原因。而在一个更隐喻性的层面上，他向我们引出了一个更宏大、更普世的真理，它在如今这个世纪也恰如在上个世纪一样重要，这无关于科技，虽然科技不仅改进了助听器，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而且给了我们那么多沟通的新方式。身为人类，我们对共鸣有深刻的需求。我们需要被倾听、被理解。因而，这本书探讨的与其说是一个听障人士所面临的挑战，毋宁说是我们所面临的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的困境，一种没有科技可缓解的困境。当人类无法交流，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向往和愿望的时候，没有助听器能帮我们理解人们所感受到的这种孤立。因为可怖的真相是，你能学会唇语读世界，但周遭世界却仍不愿倾听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