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9/24页）

事实上，我们跟手机和iPad的关系比起巴比特跟他那些小配件要更为密切。这些物品几乎都已成了我们有形自我的延伸，正一步步地取代我们与他人的以及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实际接触。它们是我们的亲密伴侣：走在街上、乘车、逛超市、去餐厅，甚至参加家庭聚餐和上床睡觉时，我们都是在跟它们交流，借由它们去寻求建议和指导，没了它们，我们就觉得若有所失，几乎像被剥夺了什么。

物品一向都是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或者爱与友谊的纪念。但美国为它们创造了一个新角色：如今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尽管我们可能已经对它们上瘾，但它们终归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你爱你的iPhone，但一眨眼你又可以用更新、更好、你更想要的东西把它换掉。如今，省却了忠诚承诺的刺激，构成了我们最亲密关系的基础。这种持续不断的对新事物的需求——贪婪——既是我们的长处，又是我们的致命缺陷；恰是它，既让美国成为一个造梦的国家，准确来说，让美国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梦，也让美国变得肤浅、不愿思考，甚至脆弱中空。令人惊讶的，并不是自上世纪初以来世事变化了多少，而是它们仍如此相似。众人谈论的物品已经变了，但那种包装它们、购买它们的心态则基本一模一样。如今我们都成了巴比特了吗？

[99]《汉尼提》，Fox新闻频道一档节目，主持人肖恩·汉尼提是著名保守政治评论家。

[100]扶轮社是依循国际扶轮的规章所成立的地区性社会团体，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其特色是每个扶轮社的成员需来自不同的职业，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及地点每周召开一次例行聚会。

[101]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法国科幻小说家，作品有《海底两万里》《气球上的五星期》《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

[102]卡珊德拉（Cassandra），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因神蛇以舌为她洗耳或阿波罗的赐予而有预言能力，又因抗拒阿波罗，预言不被人相信。

[103]阿尔卡特和威瑞森都是通信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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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消费社会的谴责看似很轻松，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无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时，就不是这样了。我们跟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如今的iPad究竟有什么仇？我可以那么轻易地对世界表示不屑和鄙视，但我对这个世界的创造和维系究竟又参与了多少？《巴比特》里满是惊奇、轻型的社会并发症和未来困境的预兆。它的简单带有迷惑性。创新与生命力跟扬扬得意的商业主义携手并进，我们不愿这样想，然而现在的确如此，正是这种未曾预料的揭露让《巴比特》这么多年一直咬噬着我的心。世人对消费社会的腐蚀作用、它的危害和它必然造成的从众化已经讨论颇多。《巴比特》不只是在谴责这种消费主义，它还揭开了位于美国社会核心的矛盾：对新奇事物、对运动、对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渴望（或许说“瘾头”更好），鼓动着“劲头”，激发着“创造力”，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想象与反思。

在给《新政治家》所写的书评中，丽贝卡·韦斯特写道，《巴比特》具有“某种超出眼前、高于当下的东西，这使其成为艺术，这部作品的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作者独特的个人印记”。接着，她引用了巴比特的一段公开演讲，补充说：“这是一个笨蛋版的沃尔特·惠特曼在演讲。巴比特用一些傻电影、傻报纸、傻讲座、傻演讲策略把自己填塞得像只圣诞节的鹅，然而祖国恢宏博大的创造力，无止境地孕育和滋养了千百万男男女女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仍然让他震惊……这些人身上蕴藏了一种如此强劲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最终必将与他们紧紧相连，并且，不管他们是否有心追求，它都会带他们来到智慧的领域；而这台强大的商业主义机器会成为他们远大抱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