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8/24页）

巴比特的功利主义理念跟他的工作态度是相一致的。作者告诉我们，他“惯于保持诚信”，但并不仁慈。斯坦·格拉夫是一个地位低微、加班超时又拿不到应得报酬的员工，当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条件和薪水时，巴比特想要为拒绝给他加薪找理由，他说他想知道，斯坦是那种“东跑西跑搞得老晚，或把晚上拿来读些垃圾小说，或做些调情说爱的鬼玩意，和某个妞扯些无聊蠢话”的员工，还是“那种正直积极、前途无量、有远见的年轻人”。他抛出一个问题结束了他慈父般的人生忠告：“你的理想是啥？你想不想赚钱，做负责任的社会一分子？还是你想当个游荡者，没有一点独特的想法或劲头？”要是乔治·巴比特如今还在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是Fox新闻的常驻嘉宾或者顾问。

在伊朗那样的社会中，“独特的想法”和“劲头”都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劝导方式。一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残暴力量里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巴比特的神想要贩卖，而不是杀戮；它的主要武器是诱惑。到处都充满了陷阱与希望，但整个世界都高效而没有人味儿，就像装点了巴比特睡廊的最新潮的闹钟一样。巴比特一心相信，没了闹钟和其他那些物什，他的生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这正如他是个麋鹿保护者、促销员和商会会员，也正如长老会的牧师决定了他宗教信仰的每一个细节，而控制着共和党的参议员在华盛顿烟雾弥漫的小房间里决定了他应该如何思考裁军问题、关税税率和德国，全国性大广告商的商品也决定了他生活的外在，决定了他以为是自己个人嗜好的一切。这些标准的广告商品——牙膏、短袜、轮胎、相机、即时热水壶——即是卓越的象征与说明；首先是愉悦、热情和智慧的标志，然后成了它们的替代品。”

辛克莱·刘易斯的天才之处在于，当现代广告还未占领美国整片国土并限定住这个国家的灵魂时，他就捕捉到了它的本质。广告实际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就像属于那个世纪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产生于美国。它天才的地方在于，它能够劫持我们的“愉悦、热情和智慧”，将它们重新包装，然后当作奇思妙想还给我们；它可以把从汽车到真空吸尘器这些日常工具，都变成我们渴望的洋气物品。专事研究愉悦、热情和智慧的小说家们，最早洞悉了广告和科技最好和最坏的影响。从儒勒·凡尔纳[101]的奇异之旅到《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阴森世界，他们成了现代世界的预言者（不过往往是卡珊德拉[102]）。

我们21世纪的公民大多不能轻松地揶揄谴责巴比特。我们能否认自己对他感到有某种共鸣、某种让人不安的认同吗？毕竟，我们的iPhone、iPad和Kindle都是那新潮的闹钟复杂化了的衍生物。这些，以及我们开始渐生依赖的其他成千上万种产品，唤起热情，也勾起罪恶感和焦虑。他们告诉我们，玉兰油新生焕肤系列可以唤回青春，花旗信用卡让我们免于无聊，而阿尔卡特和威瑞森[103]让我们实现梦想。与此同时，保险公司则日以继夜地除了挂念着我们的幸福安康，此外一无所求。

我能够想象自己排在其中一条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队里，跟巴比特式的人物一起等着最新款的iPhone，而他“热烈地说了许多富含诗意的赞赏的话，虽然他对所有这些机械装置都了解甚微”。有多少拥有Mac的人——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巴比特，或许也强烈不赞同他的生活方式——会觉得，机械对于他们，是“真理和美的象征”？每一个曾在上班路上心生向往地久久看着一尘不染、灯光充足的苹果专卖店的人，可能都会理解巴比特为何会渴望“一台口授留声机和一台计算时能加能乘的打字机，就像诗人渴望着四开本子，医生渴望着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