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8/24页）

兰德·保罗（Rand Paul）的论点说来说去不过就是，学校很好很棒，但是不应该由联邦政府出资赞助。说到保罗参议员所代表的肯塔基州，他可能有兴趣知道，1822年，詹姆斯·麦迪逊曾赞扬过肯塔基州拨款支持全面教育体制的举措。该年8月他在一封写给威廉·泰勒·贝里的信中说：“一个大众政府，如果大众普遍缺乏知识，或没有获取知识的途径，那它不过就是一出闹剧或悲剧的序幕，或者两者皆是。知识永远都会统治无知：人民要是打算当自己的治理者，就必须用力量武装自己，而这力量只有知识能给予。”

约翰逊此时应该清楚了，繁荣与开化既是美国，也是美国梦的两大支柱，而美国实用主义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认识到，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无知又自由地保持一种文明状态，”杰斐逊评论道，“那么它就是在期待一种从未存在过，也绝无可能出现的东西。”

“自由”和“知识”：大家会发现，共和国建国初年，这两个词被一次次反复提及。约翰逊要是发觉了建国者们多么具有远见卓识，也许会同我之前一样惊讶。他们明白工程师的价值，工程师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但是他们也明白，独裁国家也可以搭桥修路开运河，他们坚信，自由社会所需要的是一群开化而有公德心的公众，能够防暴政于未然。“在专制政府之下，人民应该少受教育或不受教育，除非这教育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奴性的畏惧，”丹尼尔·韦伯斯特[111]说，“知识对专制政治是致命的……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掌握在人民手中，知识应通过公立学校得到普遍传播。”他相信：“知识在大量的自由民中越普及，共和国的法律就越完美。”而麦迪逊是这样说的：“有见地的制度……能启发公众思想，而后者是防范他人使用奸诈手段威胁、侵犯公共自由的最好方式。”

为什么乔尔丹诺·布鲁诺会在火刑柱上被烧死？为什么伽利略要面对宗教法庭？为什么如今拥有严格教育体制的国家，如中国、沙特阿拉伯，甚至日本，都意识到，没有更多的博雅教育，他们到了某一程度之后就不会再有进步了？为什么伊朗的最高领袖要袭击大学，发出关停大学的威胁并指控他们煽动暴乱？

对作家、哲学家、老师、音乐家或艺术家来说，表达自由就像面包和水——没有这两样东西他们活不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每个专制社会里，他们都是头号目标，也都是最先发出声音的人。我们不该担心中国学生在数学上超越我们，或许反该庆幸，中国、沙特和其他那么多国家的人都来美国寻找创建博雅教育学院的蓝本。石油富国能从全世界买进科技，引入工程师，但是他们买不到独到的想法。这些社会所缺少的——伊朗人民受监禁、受拷打所为的，当人民谈论西方民主时暴君们所害怕的——不是技术或科学腾飞，而是一种民主文化，一种理解、尊重表达自由、思想自由和想象自由的文化。

在极权社会里，唯有那些说出了自己心声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才会受到监禁。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比数学家和商人多，人文学科在这些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里远远更受重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但我们真的需要与极权社会的鲜明比照来提醒我们自由思想的价值吗？为什么暴君们对民主想象之危险的了解会比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其必要性的觉察更多？

世随时易，但某些基本的人类特质是永恒的：好奇心与同理心，求知的渴望与连接彼此的渴望。这些孪生的特性是我们得以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们存活下去的手段。它们是通向知识的钥匙，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文史知识。那些将人文学科视作科技时代中的陈旧过时之物的人，或许应该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相当晚近的历史，就20世纪史好了——再想想将科技与其人文意涵分离所造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