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6/24页）

“在职场里，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他说出的这句话令人难忘，“‘约翰逊，我周五要一份市场分析，但在这之前，给我一篇写你童年的记叙文，要读起来引人入胜的那种。’”

[106]类固醇，体育竞赛中被频频使用的兴奋剂。

[107]保罗·莱恩（Paul Ryan），共和党国会议员。

[108]劳伦·瑞斯尼克（Lauren Resnick），教育心理学家，匹兹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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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们都知道，博雅教育包含的内容比讲述童年故事要多，而且我不认为这是科尔曼想象的约翰逊或他的老板所面对的问题。要是约翰逊选择了一份他钟爱的工作，一个吸引他的、让他热情满满的行业——这会比把全世界的钱都给他更能保证他对工作的投入——可能他们双方都会好过一些。然而，不管约翰逊多长于赚钱，只因为国家给了他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子，就让他时刻准备为国家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会满意吗？或者在内心深处，他会不会认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比起诸如意义和成就感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可能是次要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是费尔米国家加速实验室的创始理事，该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所在之处。当他来到国会，申请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拨款时，他们请他为自己的要求阐明理由，解释一下这对国防有什么贡献。“这跟保卫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说，“但它能让国家值得被保卫。”倘若约翰逊什么时候想研究这个国家的建国者对教育有什么要说的，他可能会觉得这句回答恰好适用。

在乔治·华盛顿卸下第一任美国总统之任并向国人致道别词时，他告诉他们，国家在这样一个好时代建立，他们应该觉得感恩，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能尽得启蒙运动余珍。大多数人得以从此前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中受益的时代到来了。这特权包括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所指的教育既是科学教育也是博雅教育，华盛顿简要地解释道，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推广科学和文学更值得我们资助的了。知识是公共幸福的基础，这在每个国家都是最确定无疑的”。

我们的建国者多半都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于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的赞助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把学习这些“死语言”作为“法律、医学或神学”从业者的主要课程。我现在突然想到，约翰逊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创立根基，可能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洛克和西塞罗，而不是“信息型文本”，比如由环保局发布的“建议保温水平”，又如拜加州入侵性植物委员会所赐的“入侵性植物详细目录”。我这么说不是要轻视环境问题，它的确是众多当下问题里的重点问题，我是想指出，假如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关爱环境，你需要教育他们，需要教给他们知识，而不单单是信息。

《共同核心》宣称希望给青少年逐渐灌输一种“批判性思考方式”，但只靠教学生解读信息型文本是培养不出这样的思考方式的。尤其是今天，只要敲几下键盘，谷歌一下，所有人都能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事的相关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甄别这些信息的细微差别，而有耐心将信息置于相关背景，或对真相足够客观、足够负责、足够热忱，不在意发现的结果对他们的信仰或短期利益可能会有何种影响的人，则少之又少。假如我们的孩子们一直未能学会如何批判地思考，你不能怪学校给他们灌输了太多诗歌或历史。其实远不是如此。你可以怪我们的文化，是它使自由思想变得代价高昂又无关紧要。你可以怪那些负担过重又拿不到应得薪水的老师，可以怪投入教育的公共资金太少，学科太少，对学问和老师的敬重太少；你还可以怪我们的文化太注重金钱、成功、娱乐，太注重将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