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7/24页）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给孙儿弗朗西斯·威尔斯·埃普的信中，建议他同时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定期学习历史和诗歌课程”。这并不意味着杰斐逊不关心科学或公共生活的物质方面。远非如此。事实上，在1807年一封给乔·巴罗[109]的信中，他写道：“人们渐渐对运河和道路比对教育有了更多的热情。不过我希望我们能以同样快的步伐超越他们。”他知道，要是长期没有全面的教育，就可能不会再有创新和进步，也可能不会再有运河和道路了。

我不是建议大家都去读拉丁语和希腊语，或者大家都去恢复开国元勋们的教育课程，但是在精通塔西佗、维吉尔、贺拉斯和希罗多德与阅读建议保温水平之间，确实存在着很长一段距离。《共同核心》的问题是，它把所有文本都当成了简单的文本。从奥维德、《葛底斯堡演说》、《罗密欧与朱丽叶》到环保局报告，它都要求用同一种方法教，这种实践枯燥而站不住脚，完全不考虑——这连巴比特都知道——一丁点儿“想象”[110]和幻想。

[109]乔·巴罗（Joel Barlow），美国诗人、外交官、政治家。

[110]巴比特时常说人要有远见（vision），此处的想象亦即“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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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科尔曼先生口中的那位勤奋约翰逊，他听人劝告，决定不再烦躁地待在历史课堂上读指定的《葛底斯堡演说》（我猜应该是历史课，因为目前历史是重要性低人一等的科目）。他可能曾有兴趣知道，林肯的语言——这语言现在读来仍跟彼时一样鼓舞人心、让人心碎——是由于阅读了弥尔顿、莎士比亚和《圣经》的缘故才如此富有文采。唉，但是，倘若老师们一丝不苟地跟着《共同核心》制定者的指导方针走，林肯的后人们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了。而假如约翰逊能把历史课一直学下去，他可能还会了解到，走向平等与正义的每一步，从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到更晚近的同性恋权利运动，都是受这同一种精神的影响（或许“感染”这个词才更贴切）。话语、理念——它们的力量可以相当强大，至少也跟数学和科学一样强大。它们推动着人们去梦想，去做超乎寻常的事。

如果希望孩子们能学习，我们需要的就不只是严格的指导方针和“基于依据”的标准；他们需要好老师。如果想要好老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报以尊重和感恩，在学校课程的规划和实施上给他们话语权。尽管我没有研究过教育学，但我教学生教了三十多年，我不禁以为，将艺术、音乐和虚构文学从课堂上剔除，并不是锻炼创造力和革新性，或者培养未来的投票公民的最佳方式。“教师是一种人类所知的最崇高的职业。”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如是说，他当时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是如此天真。他将教师称作“永恒的职业”，声称“政治或宗教给予我们的使命，都不如这个最基础的延展与强大人类灵魂之力量的事业来得更高尚”。

本杰明·富兰克林、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B.安东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史蒂夫·乔布斯都不只是文字的编织者，不只是某个你可能会不情不愿地读一读的人——只为在期末考试考个好成绩然后继续做更好更大的事业，正如巴比特建议他的儿子特德去做的那样。他们是伟大行动的灵感，是追寻与进取的理由，是对生而为人之意义的提醒。

因为建国者基本上是一群贵族绅士，他们思考民主的方式与我们不一样确是事实，但是他们同样认为民主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盛顿想在首都建一所国立大学，而他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则对教育问题更加重视。在1786年一封给小马修·罗宾逊的信中，他针对罗宾逊关于“美国政务”的想法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他首先表示希望一个新时代能够到来，在这个时代里，“政府的科学和艺术”可以破除迷信和骗局，“权威”可以来自人民，而非“在奇迹与神秘之中从天而降”。亚当斯继而解释道，在这样一个时代来临之前，在所有伟大事业都未有成就之前，我们的教育体制必须有一次显著的改革，知识的普及程度必须增强，必须让社会低层的人与高层的人文化程度更接近……一国的教育，不应该限于几所教导少数人的学校和大学，为了多数人的成长和塑造，国家应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财力。在另一封信中他说：“全民都应承担起全民教育事业的责任，自觉自愿地为其分担开销。每一平方英里都应该有一所学校，不是由做慈善的个人创建，而是靠人民自己的公共开支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