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6/46页）

这么长时间她只回过一次伊朗，就一个夏天，那时她感受到一种注定的归属感。“当意识到这里就是家时，我莫名地觉得得救了，”她这样告诉马赫纳兹，“这里发生了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在那样的对归属感的渴望中，她将做出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想要的是哈克·费恩所逃离的——一个舒适的、确定的家。

她在夏天结束之后回到加利福尼亚时，被伊朗学生运动吸引进去，原因不过是渴望再次捕捉这种归属感。尽管还是个孩子时她便离开了伊朗，但是伊朗活动者们将她接纳为自己人。他们的聚会感觉像个“俱乐部”；第一次，她觉得自己有了一个朋友网，在此之上她的生活得以构建。“最初吸引我进入这个协会的更多是朋友情谊而非政治事业，”她告诉马赫纳兹，“对政治事业的热情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

法拉从不会半途而废。一旦她决心从事这种运动，她就会把所有疑虑搁在一边。她召集集会，去参加长长的游行，在隆冬加入了芝加哥伊朗领事馆前的四十八小时静坐。她还跟一帮朋友一起把自己绑到了自由女神像前来抗议沙阿。当她爱上法拉马兹时，所有这些活动都变得更加光辉，而且莫名地更加正义，法拉马兹是一位受欢迎的学生领袖，英俊而魅力非凡，他比她大几岁。这就是那些年男人引诱你的方式，如果不是用大麻和迷幻药，那就是跟你讨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拉和我都不仅出于一种正义感而加入学生运动，而且因为我们在学生运动中找到了一种跟以前的家的联系。然而，法拉在团队里感到一种认同感，这种感觉我从来没在任何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中体会到过。吐温、詹姆斯和豪威尔斯[41]属于私密的世界；我在夜深人静时才读他们。

那十年，各种“恶行”和各式反叛一时间遍地开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嬉皮士、女权主义者、民权活动者、越南老兵，甚至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都一并出现了。我们会唱关于乔·希尔的歌，反复吟唱尼尔·杨的“不要让它打倒你”，行政办公楼会被我们和“花童”以及黑豹党或革命党成员一起占领，这两个党，一个为和平，一个为战争。当有些抗议者和游行者变得有攻击性，其他人就会飞跑着穿过草坪，挤占像俄克拉何马的诺曼这种小镇的电影院，而我可能恰好在那儿研究电影《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我第一次对哈克的反叛个性有了模糊印象，更多的是因为文学上的发现而不是政治上的。从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到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小爵爷》，孤儿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文学的固定角色。这狭隘残忍的世界里，一个孤独贫穷的孤儿不断遭遇不幸，主人公一路颠簸，只在结尾才找到一个富有的亲人或者温暖的家作为嘉奖，这样的故事曾经，或许现在依然富有魅力。尽管在这糟糕的世界里曾经发生了许多糟糕的事，但只要结局美满就好了，我们就觉得舒坦了。

但眼前是这样一个孤儿，他不但没有找到一个家，而且最抗拒的恰是家这个概念，一旦有一个家出现，他就逃开。这，在我看来，展露了哈克贝利·费恩先生身上的许多东西。的确，没有错，从严格意义上讲，他并非真正的孤儿——他的父亲在书的一部分章节中是活着的——但小锡德里克·埃罗尔[42]也可以说是这样，那个穿着天鹅绒的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她的母亲温柔地跟着他到了英国。而且这两者是孤儿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