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5/46页）

在德黑兰，法拉没有打电话给她父亲或者她丈夫的父母。“革命，”她说，“要优先于所有的亲缘和情谊。”她找到了一份教英文的工作，但就像在美国一样，她大部分时间一心扑在革命活动上。

后来很快法拉马兹也到了——他留在后方好召集更多的学生支持者。那时，政府部门已经变得更加暴力了。我记得，前一刻我们还在街上跳舞，亲吻他人——共产党人、伊斯兰教徒和商店老板，后一刻在同样的街道上，就发生了暴力抗议，街上水泄不通，歌声消散，枪声四起。一开始受迫害的是世俗左翼，之后是民族主义者，最后轮到那些反对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追随者的伊斯兰教徒。

那些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左翼团体在德黑兰并没有很广泛的支持者。法拉描述了她和来自他们团队的几个人在一场大型工人示威游行后，留下来与工人们交谈的情形。“他们客气地听着，但当我们转身离开时，其中一个人叫了我们一声，冲我们挥着手。‘拜拜！’他用英语说，笑嘻嘻地，像被逗乐了似的。再没有比这表现得更明白的了：我们与这些工人所处环境不同，在他们看来我们太过方枘圆凿，而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天然盟友呢。”

此时法拉已经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她觉得很脆弱，而且，就像那么多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团体的成员一样，她害怕那些她已觉得像家人一样的人们会给她贴上卖国贼的标签，害怕自己会显得——如她所说——“被动、畏缩、像个资本家”。与团体或者意识形态说再见，对法拉马兹来说更加艰难。据法拉说，他并不像一个信众——“一个还是他帮助创建的思维模式里的囚徒。他是领导者之一，是他推动着整个团体激进起来。他把别人动员成‘革命分子’，坚定不屈、无所畏惧、矢志不移。而现在他得站出来反对年轻的激进分子们，面对他们的轻蔑。他知道他们会把他的改变解释成胆小丧志，将个人前程置于革命事业之上。他们会认为他是半路逃跑。他已经教了他们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踌躇犹豫，不愿独善其身，又无力挽救他人，他的脑中一片混乱。”

想来令人心碎，法拉过去常常说起那些平和宁静的时刻，虽然他们周遭发生着种种不祥的征兆，但她和法拉马兹差一点儿就拥有了一份“寻常”的家庭生活。她告诉我，对于这种新得到的、幸福夹杂着革命的暴力和不确定的感觉，她曾感到那么惊喜。她试图成立一所语言学校，法拉马兹则回归家庭，重新开发出自己的手工艺和木匠活天分。“我们的女儿此时是个活力满满的两岁孩子。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我们读书、谈心、听音乐、用录像带看最新的美国电影，说来也够奇怪，它们都是定期走私进伊朗的。对于一个迅速成为政府当局重点目标之一的团体来说，我们做的安全防范实在太少。有些夜晚，没有录像带看的时候，我们会跟一些朋友凑到一起，各演出一整部电影来给大家看。我们没心没肺地看着某个人对《曼哈顿》的演绎大笑；而演《惊魂记》时，我们既兴奋又害怕。”

“我觉得自己生活得很快乐，但我又始终担惊受怕，”法拉说，“每一天结束时，我的呼吸就会轻松些，我对自己说，又过去一天，无灾无难。而每一天开始时，我的脑海都会闪过一个念头，这有可能是最后一天安安稳稳的太平日子。”

接着，第一任伊朗总统被罢黜之后，他们团体的一个派系巴尼萨德尔决定对政府发动武装暴动。即便在当时，我都不能想象，他们怎么会相信自己能取得足够的支持去捣毁这个新伊斯兰国家。但那是个人人头脑发昏的时代，推翻政府在一群满腔热血的革命分子眼中就好像小孩儿把戏一样。他们选择发起暴动的地方是阿莫勒（Amol），滨临里海的一个美丽小镇。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讨论之后，法拉马兹和法拉公开表达了对计划的反对，这给他们带来的是团体中激进派的蔑视。“恰是曾经围在法拉马兹身边说话的那同一批人，此时说他是胆小鬼和机会主义者。”侮辱和恐吓只是加强了他的决心。法拉记不清他是辞职了还是从团体的领袖位置上被推下来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弃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