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哈克（第24/46页）

[58]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美国评论家，编辑。

[59]保罗·伯尔曼（Paul Berman），美国政治、文学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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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紧抓着微小细节不放，存下过往经历的碎屑，到了一定时候，那些微乎其微的细节就会拼凑出那逝去时光的声调和质感，这个过程何其有趣。我最近想起法拉回到德黑兰后我两次见到她的情形。第一次，我还在德黑兰大学教书，一定是1980年，因为那时戴面纱还不是强制的。我看到她坐在文学与外语学院的台阶上，在跟一个朋友说话。法拉是助教，跟我在同一个系里教英文，我是系里的全职教员。另一次，我和我丈夫看见她站在一台可乐售卖机边上，一手拿着一瓶可乐，非常投入地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交谈着。我们两次都简短地打了招呼，但都没有停下来说话或者交换联系方式。而她两次都给了我一个非常特别的微笑。

通过微笑，法拉可以传达非常多的东西。有时我觉得，她用微笑代替了语言，给你设下挑战，让你设法去捕捉那微笑的含义：有的微笑是在跟你密谋串通，有的是想摆布你或叫你让步，有的是心领神会，有的是秘而不宣，还有一种是在表明距离。在德黑兰的那两次短暂相遇中，她给我的就是那样的微笑。跟我打招呼的同时，她也不想有更深的交谈，单是碰巧遇见就够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习惯了鬼鬼祟祟的神态——我仍然可以想象我的学生拉兹在某一场政治屠杀后在靠近大学的那条街上从相反的方向向我走来，或者一个我从前的学生，一个伯克利的激进分子，无声地与我目光交错。即使是我的表亲赛义德和法希梅，我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跟他们打招呼。这让他们都变得与我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好像他们已然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也预示着他们也很快会成为那种魂魄。

我又一次见到法拉是在1990年的美国，距她离开伊朗已有八年。我去那儿开会，只待三天。她开着车来接我，看起来很轻松自在；我记得她戴了个帽子，那让她看着像个年轻男孩。我们玩得很开心，嘻嘻笑笑，就像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谈天说地，唯独不说那些将我们分开的事：伊朗的运动和政治。自上一次我们在芝加哥坐在相反的两边之后，我们都经历了一些改变，这改变的标志就是，我们想要通过最初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东西重新与彼此联系起来：我们的家族联系和友谊。

我犹豫着要不要问她在伊朗的那段日子，因为不确定会揭到哪些伤疤。及至那时，她从伊朗逃离已经成为历史，因而就是一个轮廓被小心打磨过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我在德黑兰见到她的那两次，我们都装作若无其事、无忧无虑，但事实上，那是一段黑暗的日子，充满太多对伊拉克战争以及持续不断的暴力的焦虑与恐惧。听闻亲戚、朋友和学生被捕、受刑、被杀的消息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幸运的少数人设法逃离了这个国家，但我也有一些表亲躲了起来或被杀害，一些朋友在逃亡，一些学生被枪决。法拉的故事是众多故事中的一个。那是我噩梦开始的时候，而到此时，这些噩梦还是与我如影随形。

有很长一段时间，法拉都对那段日子发生的事讳莫如深。过了好多年她才终于同意透露一些她的故事，她的姐姐说服了她，与她坐下来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采访，这段采访后来被马赫纳兹改写成了一个更流畅的故事发表在她那本《流亡的女人》中。那时法拉并不想泄露自己的身份，部分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她仍希望回伊朗。所以在书中，她把她丈夫称作霍尔木兹，而把自己称作阿扎尔。

1979年2月，革命结束后一周，法拉欢天喜地地回了德黑兰。只有看到她发现自己乘的飞机俯冲下来、穿过群山、进入德黑兰机场的样子时，你才能想象她的心情，因为那是她十岁离开伊朗后第二次回去。在革命后的最初那些日子，所有的边界都是封锁的，她的团队之前一直被困在德国。“于是我们做了我们最擅长的事，”她解释道，“我们抗议，然后便奏效了。”一架飞机被派过来接他们，然后所有那些原本在远方支持革命的人一起欢欣鼓舞地回去了。着陆德黑兰后，那些笃信宗教的学生下飞机时反复喊着“伊斯兰革命万岁”，而法拉和她的同志们走出来时高喊着“自由万岁”。机场已经被革命卫兵控制，并对商业航空关闭了。毫无疑问，一开始卫兵们就坚定地站在穆斯林学生这一边。“那天之后，不到四年，”法拉说，“所有跟我一起乘那架飞机过来的朋友，除了一个以外，全都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