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9/36页）

我怀疑南宋时人并不以“诗馀” 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它的作用仅在于编诗集时的分类。考北宋人集之附有词作者，大多称之为“乐府” ，或称“长短句” ，都编次在诗的后面。既没有标名为“词” ，更没有标名为“诗馀” 。南宋人集始于诗后附录“诗馀” 。陈与义卒于绍兴八年，其《简斋集》十八卷附诗馀十八首。但今所见者乃胡竹坡笺注本，恐刊行甚迟。高登的《东溪集》，附诗馀十二首。登卒于绍兴十八年，三十年后，延平田澹始刻其遗文，那么亦当在淳熙年间了。况且今天我们所见的《东溪集》，已是明人重编本，不能确知此“诗馀” 二字是否见于宋时初刻本。宋本《后村居士集》，其第十九、二十两卷为诗馀，此本有淳熙九年林希逸序，其时后村尚在世。然《后村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其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一，共五卷，则题作“长短句” 。可见南宋人编诗集，如果把词作也编进去，则附于诗后，标题曰“诗馀” ，以代替北宋人集中的“乐府” 或“长短句” 。

“诗馀” 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词以后，书坊商人把文集中的诗馀附卷裁篇别出，单独刊行，就题作《履斋诗馀》、《竹斋诗馀》、《泠然斋诗馀》，甚至把北宋人周邦彦的长短句也题名为《清真诗馀》了。这样，“诗馀” 好像已成为这一种文学形式的名称，但是，我们如果再检阅当时人所作提到词的杂著，如词话、词序、词集题跋之类，还是没有见到把作词说成作诗馀，由此可知“诗馀” 这个名词虽出现于乾道末年，其意义与作用还不等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名称。个人的词集虽题曰“诗馀” ，其前面必有一个代表作者的别号或斋名。词选集有《草堂诗馀》、《群公诗馀》，“草堂” 指李白，“群公” 则指许多作者，也都是有主名的。一直到明人张作词谱，把书名题作《诗馀图谱》，从此“诗馀” 才成为词的“又名” 。这是张造成的一个大错。

《草堂诗馀》的宋人序文已佚不可见，不知当时有无解释“诗馀” 名义的话。其他宋人著作中，亦不见有所说明。直到明代杨用修作《词品》，才在其自序中说：

诗馀者，《忆秦娥》、《菩萨蛮》为诗之馀，而百代词曲之祖也。今士林多传其书而昧其名，故余所著《词品》首著之云。

以李白的《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 ，这是南宋时人黄叔旸的话，见于《唐宋名贤词选》，其上句中“为诗之馀” ，则是杨用修自己的话。但这句话等于没有解释，他不过加了一个不起作用的“之” 字。到底李白这两首词何以为诗之馀，这个“馀” 字的正确意义是什么？仍不可解。从下一句揣摩起来，他似乎说：这两首词对于诗的关系，则为支流别派；对于后世的词曲，则为祖祢。词出于诗，所以称为诗馀。

从此以后，明清两代研究词学的人，根据各自的体会，对于诗馀有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也展开了论辩。俞彦《爰园词话》云：

词何以名诗馀？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也。词亡然后南北曲作。非词亡，所以歌咏词者亡也。谓诗馀兴而乐府亡，南北曲兴而诗馀亡者，否也。

这一段话，意义是可以了解的，但语文逻辑却大谬。既然肯定了“诗亡然后词作” 、“词亡然后南北曲作” ，为什么立刻就自己否定了这样提法，说是“非诗亡” 、“非词亡” 呢？既然亡的是“所以歌咏诗者” 和“所以歌咏词者” ，又何必先肯定“诗亡” 和“词亡” 呢？

俞氏之意，以为诗本该是可以歌咏的，到后来，诗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有词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词而不歌咏诗了。所以说词是诗之馀。再后，词也亡失其歌咏的功能，于是南北曲代之而兴，此时人们歌咏南北曲而不歌咏词了。但是，在这里，俞氏却不说南北曲是词之馀。他以为可以歌咏的诗歌，都是乐府。诗在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诗到了不能歌咏的时候，诗还是诗，但已不是乐府了。因此他说：不是诗亡，而只是诗亡失了它的乐府功能。词（诗馀）在它可以歌咏的时候，也是乐府，所以不能说“诗馀兴而乐府亡” 。同样，南北曲兴起之后，诗馀只是亡失了它的乐能，故不能说是“诗馀亡” 了。探索俞氏这段话的意味，实际上他以为诗与词都是乐府之馀，但是他却说“诗亡然后词作，故曰馀也。” 这个“馀” 字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没有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