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名义卷（第8/36页）

《侯鲭录》记一段词话云：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 变其词作闺怨，寄陈季常云：“此曲奇妙，勿妄与人。”

这段话是引用了苏东坡瑶池燕词的自序，其词即“飞花成阵春心困” 一首。由此也可知为琴曲而作的歌词，不协于词的音律，如果要以琴曲谱词，就非变不可。苏东坡这一段话，正可与庾信的“变入胡笳声” 对证。

以上二件事，都可以证明琴曲不能移用于词曲。因此，我说，以“琴趣” 为琴曲的代用词，此是一误；以“琴趣” 为词的别名，此是再误。

不过，宋代人还没有把“琴趣” 直接用作词的别名，他们用的是“琴趣外篇” 。所谓“外篇” ，也就是意味着，词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只能算是琴曲的支流，还不等于真正的琴曲，只是“外篇” 而已。这样标名是可以的，只犯了一误，而没有再误。可是，毛子晋跋晁补之《琴趣外篇》云：“《琴趣外篇》六卷，宋左朝奉、秘书省著作郎、充秘阁校理、国史编修官，济北晁补之无咎长短句也。其所为诗文凡七十卷，自名《鸡肋集》，惟诗馀不入集中，故云外篇。昔年见吴门钞本，混入赵文宝诸词，亦名《琴趣外篇》，盖书贾射利，眩人耳目，最为可恨。” 毛子晋这样解释，完全是夹缠。诗文不编入正集，而另行编为外集，作为附录，这是常有的事，但像晁补之这样，就应当称为《鸡肋集外篇》，而不是“琴趣” 的“外篇” 。又何以六家词集都标名《琴趣外篇》呢？

元明以来，许多词家都不明白“琴趣外篇” 这个名词的意义，他们以为“琴趣” 是词的别名，而对“外篇” 的意义，则跟着毛子晋的误解，于是非但把自己的词集标名为“琴趣” ，甚至把宋人集名的“外篇” 二字也删掉了。《传是楼书目》著录秦观词集为《淮海琴趣》，欧阳修词集为《醉翁琴趣》，汲古阁本赵彦端词集称《介庵琴趣》，《赵定宇书目》称晁补之词集为《晁氏琴趣》，都是同样错误。清代以来，词家以“琴趣” 为词的别名，因而用作词集名者很多，例如朱彝尊的《静志居琴趣》，张奕枢的《月在轩琴趣》，吴泰来的《昙花阁琴趣》，姚梅伯的《画边琴趣》，况周颐的《蕙风琴趣》，邵伯褧的《云淙琴趣》，都是以误传误，失于考究。

（七）诗馀

一种文学形式，从萌芽到定型，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这种已定型的文学形式，还需要另一个过程，才能确定其名称。词是从诗分化出来，逐渐发展而成为脱离了诗的领域的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其过程是从盛唐到北宋，几乎有二三百年的时间；而最后把这种文学形式定名为“词” ，还得迟到南宋中期。

近来有人解释词的名义，常常说：“词又名长短句，又名诗馀。” 这里所谓“又名” ，时间概念和主从概念，都很不明确。好像这种文学形式先名为词，后来又名为长短句，后来又名为诗馀。但是，考之于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事实恰恰是：先有长短句这个名词，然后又名为词，而诗馀这个名词初出现的时候，还不是长短句的“又名” ，更不是词的“又名” 。

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序于绍兴四年甲寅（1134），后集序于乾道三年丁亥（1167），全书中不见有“诗馀” 这个名词，也没有提到《草堂诗馀》这部书。王楙的《野客丛书》成于庆元年间（1195—1200），书中已引用了《草堂诗馀》，可见这部书出现于乾道末年至淳熙年间。毛平仲《樵隐词》有乾道三年王木叔序，称其集为《樵隐诗馀》。以上二事，是宋人用“诗馀” 这个名词的年代最早者。稍后则王十朋词集曰《梅溪诗馀》，其人卒于乾道七年，寿六十。廖行之词集曰《省斋诗馀》，见于《直斋书录》，其人乃淳熙十一年进士，词集乃其子谦所编刊，当然在其卒后。林淳词集曰《定斋诗馀》，亦见《直斋书录》，其人于乾道八年为泾县令，刻集亦必在其后。此外凡见于《直斋书录》或宋人笔记的词集，以“诗馀” 标名者，皆在乾道、淳熙年间，可知“诗馀” 是当时流行的一个新名词。黄叔旸称周邦彦有《清真诗馀》，景定刊本《严州续志》亦著录周邦彦《清真诗馀》，这是严州刻本《清真集》的附卷，并非词集原名。现在所知周邦彦词集，以淳熙年间晋阳强焕刻于溧水郡斋的一本为最早，其书名还是《清真集》，不作《清真诗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