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4/8页）

实用主义者或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会无视我的这段经历，把我的情感当作多愁善感。但于我，它表明，我们三人在那个年龄便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定位对方。我们还是孩子，便本能知道要做保护弱势的人。邦和我久未谈起这段经历。我俩唱着年少时的歌前往目的地罗斯福酒店。一路上，我感觉，中学那段经历已融入我的血液，也融入了邦的血液。黑白片时代，罗斯福酒店曾是好莱坞大道上名流荟萃的重地，现在，像默片年代的明星一样不再时尚。破旧地毯盖着破旧地板砖；出于某种考虑，大堂摆有各式牌桌、椅子，细长的桌子腿、椅子腿看似鹤的腿。我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好莱坞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比如，系蝴蝶领结、穿粉蓝色上装、大腹便便的成人片制片人，再比如，他们牵着的珠光宝气、上半身熠熠闪光的女士。但看穿着，最好的竟是我的同胞。《幻象》演出地点是酒店一个宽敞的休息厅。往休息厅这段路上，同胞都一身行头有穿缀亮片衣服的，有穿涤纶衣服的，精神焕发。其他一些观看演出的人，估计是酒店住客，穿的则是彩色格子衬衣和运动鞋。装束很随意，胡子拉碴；他们没一个有伴，若说有“伴”，也就是其中一个带了个氧气瓶罢了。我们凡事后人一步，比如，很明显，此刻这些越南人打扮得风光，却没赶上好莱坞以及这家酒店的风光时刻，那些时刻已成过往。

休息厅里倒是气氛热烈。某企业家把这块场地租给《幻象》演出。如此，它成了“难民营”，只不过营中人不似难民罢了：男人们穿的是定制西装，利索挺拔；女人们套上了舞会衣裙，娇媚动人。这些同胞，属于小资产阶级，一心想改变生活境况，终于找到一周不仅正常干四十小时而且还须加班的工作，屁股兜里的钱包鼓了起来，底气增加了不少，开始寻求喝酒听歌之类的享受。我和邦找了靠后一张桌旁坐下。期间，一个楚楚动人、波列罗舞装束的女歌手在演唱范维(4)的《悲情之城》。痛彻心肺般演绎，如忧伤小夜曲，打动了休息厅里的听众。还有别的方式能吟唱出一座悲情的城市，一座被流亡者无时无刻不装在心里的城市吗？在我们抒情歌曲库里，第一高频词是“爱”，第二高频词不就是“悲”吗？是我们喜好悲呢，还是我们学会了悲中作乐？回答此类问题，须读加缪的书或喝科涅克白兰地。在这里，读不到加缪的书，我只能要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坚信，钱不花何足为钱，尤其在朋友面前。因此，我虽囊中日见羞涩，但不加思考，一气喝了几大杯科涅克白兰地。见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站在吧台旁喝着啤酒，我也为他俩买了几杯科涅克白兰地，吩咐服务员送过去。不一会，他俩来到我们桌前，要为我们的战友情谊干杯。我还没跟将军再提返回越南，但我一心要去，开心地又给每人买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这种酒，相当于母亲给长大的儿子的吻，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的确如此，边喝边陶醉地看着歌手们轮番上台扭腰甩胯。台上演员，无论男女，或哼鸣，或哭嚎，或喟叹，或诅咒，或怨艾，或咆哮，不管他们如何表现，观众打心底喜欢他们。所有在场的观众，甚至包括邦，听着他们不一定发自心底但肯定发自肺部的歌声，忽忽悠悠，穿越时空，回到了西贡夜总会。在那些地方，香槟除了该有的味道，除了该有的隐含意义，还有让人伤情落泪的东西。眼泪过多，说明人深陷痛苦；没有眼泪，说明人无动于衷。但只需舔上一滴这灵丹妙药，观众便会也只会发出两个音：西贡。

“西贡”两字挂在几乎每个演员包括主持人的嘴上。《幻象》演出过程中，主持人适时进行绍介。他个头不高不低，身材不胖不瘦，穿件还算朴素的灰色法兰绒西装；身上唯一闪亮处是他的眼镜。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但知道他的名字。他号称“冠绝诗人”，诗作散见于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诗风婉约，内容怀旧，关注平日生活。他的一首从淘米中发现生活真谛的诗，我记忆尤其深刻。至于他发现了什么真谛，我已忘记，只记得在诗中，他敦促人们于最卑微琐事中发掘意义。有时，我手插在米粒中，淘着米，便想起他来。在我们文化里，如此大诗人，为了普通百姓竟在满是歌酒的夜晚屈尊主持，我引以为豪。我们尊重所有越南诗人，认为他们总能教些重要东西。“冠绝诗人”自然如此。他为桑尼的报纸写过专栏，介绍过奇异诡谲的美国生活，分析过美越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这晚介绍歌手时，他也没忘记顺带简要传授越南或美国文化知识。轮到介绍拉娜时，他的开场白是：“你们中有人也许听说了美国人是喜欢做梦的民族。没错。有人说，美国是福利之国，其实，是做梦之国。在美国，我们可以梦想任何东西，同意吧，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我有什么美国梦。”他握着麦克风，小心翼翼，如握着一管炸药，说道，“我的美国梦是，在死前看一眼生我的土地，回到西宁吃一口老家院子里柿树上熟透的柿子。我的美国梦是，再回到家乡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前烧香祭拜；在一切终归晏然宁静之时，在再也不闻枪声之时，在唯有欢声笑语之时，游遍美丽的祖国。我的美国梦是，回到越南，从城市走到乡村走到田野，从岘港走到大叻，从金瓯走到朱笃，从沙沥走到桥河，从边和走到邦美蜀，观看未经历战争的男孩女孩嬉闹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