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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开例会，选题上报。看看你们这些不安分的脑袋里都在想些什么。有一次她想做自杀诗人特辑，台长说不行。别宣传这些东西，要说些好的，愉快的，正面向上的。她不知道什么是正面向上，什么是负面向下。后来明白了，原来是换一种方式，用播音腔把别人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个意思。

《午夜飞行》被安排在星期二，由他放音。每个台员每星期都要给别人放一天音，像她自己，在星期五给新闻组放新闻。放音的那个早上不能睡懒觉，六点起床，赶在六点半准时放起床号。如果来不及，牙也不用刷脸也不用洗，先从床上跌下来，冲到广播台把全校的人叫醒要紧。空旷嘹亮的起床号响彻校园，听到的人在被窝里翻一个身，蒙住眼睛继续睡。上完两节课放广播体操，趴在二楼窗口望出去，真的有老师和校工排着队，在小树林旁边的草地上伸展手脚。

午夜飞行，他把放音记录本上写着的栏目名称念出来。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只能在白天听到的节目里有午夜这两个字会感觉不合时宜。

因为我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啊，她很想这样回答。而且飞行从来都是在午夜的，圣埃克苏佩里写过一本书叫《夜航》，你听过有什么东西叫日航吗？如果他笑了，她就继续说，其实是因为，在我最痛苦最难过的那两年，一个叫阿山的电台女主持和她的《午夜飞行》给过我抽象的，但也是唯一的精神安慰。

当然是没有说出口。虽然在做节目的时候，她可以关上门，把灯光调暗，一个人对着话筒，用声音让身体漂浮起来，吐字如念咒，制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梦境，但是在他的注视下不能。她觉得屋子里太热了，只想转过身，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窗外的广玉兰开出一朵朵白花，像鸽子，停在树叶上。

她担心自己就快要燃烧起来。

火光灌满房间，把鸽子烫痛了，一只只飞走。

不过这个名字还可以，他在背后说。

是这样的。

他一定没听过阿山的节目。奇怪的是，那以后阿山也不做节目了。十二点到一点，像被偷走，被抹去的一个小时，大家都睡着了，没发现有些事情的格局正在慢慢改变。她躺在宿舍的床上，摸出听英语广播用的短波收音机，在黑暗里插上耳机，搜索那个曾经一直在那里的电台。只有音乐。她耐心等着，以为在一首歌播完之后，阿山会像以前一样，从黑暗里慢慢显影，对她，对电波连接起来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她看不见，也看不见她的人说些什么。可是，后面是另一首歌。

也没人来骂她，往广播台挂在教学楼底下的听众信箱里扔投诉信，说什么东西，这个女主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盗用别人的节目和名字。一切都太安静了。说听众，是说话的人过于自信，假设听见的不止一个。有一两次，从教学楼走向广播台的路上，节目的序曲正好从喇叭里传出来，她看看周围，没有谁仔细听。走路，聊天，低下头看手机，广播里的声音不过是硬生生被灌注到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来源中的一种。而校园里的其他人，那些聪明的，坚硬的，能适应一切也被一切适应的人，是不是早就在午夜来临之前入睡，不需要求助于一个隐蔽的同类，也没有被自己逼到发狂的阶段。

对她来说，那样的发狂有两次。第一年高考落榜，她知道，不能再浑浑噩噩，掉入幻觉的迷宫，放纵想象飞出身体，飘到她自己都不能预料的地方去。最严重的那次，她关上洗手间的门，捂住耳朵，觉得听外面的人再说一句考试她就要尖叫了。放手的时候，看见墙角有一个人倒挂下来。

所以第二年，她选择忽视，把自己当作一块木头。有任何感觉涌上来的时候，再强烈，再细微，都不像以前顺着它走。魂魄被按压到盒子里，盖上盖子，小心收好。复读班的老师对她说，张锦琳，你明明是个不错的学生，怎么去年连三本都没考上？是失误了吧，别太紧张，今年好好考，一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