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第28/37页）

书稿终于上交，我能离开英国了。我没有做长期计划。我只能想到前方的自由，不用写书的自由，随心所欲过日子的自由，从一处搬到另一处并告别的自由。我想游荡一段时间，住在宾馆。我也终于打算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在此之前，还得写些报道：关于加勒比的圣基茨岛和安圭拉岛，以及英属洪都拉斯的伯利兹，后者是我第一次写中美洲。

我先前往我自己的特立尼达岛。我想看看过去两年我在想象中以一种新方式生活其上的岛，我将其以本来的模样还原到地球上的岛，我如今对它怀有深深的柔情。

我看到了一座充满种族间紧张情绪、濒临革命的岛。于是，就在我对这个地方有了新的理解时，它已经不是我的了。

通过写作——知识和好奇心互相哺育——我形成了新的对我自己和我的世界的想法。但是这个世界没有静止不变。在一九五○年伦敦的寄宿处，我发现自己处于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之中，整个世界连同旧文化、旧观念都处于动摇之中。我自己的旅行带给我改变，让我去追寻新想法，追寻超乎西班牙港女王皇家学院的聪明学生想象的世界。同样地，很多人，包括那些我觉得已经被我抛在身后的人，都蠢蠢欲动，被驱使着去重新认识自己。

波多黎各那个肌肉发达的特立尼达黑人，穿着扣扣子的紧身夹克，在去哈莱姆区的路上。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那个黑人措辞小心、举止谨慎，他要返回德国，和美国的生活相比，他更喜欢德国。在这些人中（不情愿地，我是印度人，信仰印度教，内心充满了印度的悲剧和荣耀），我看见了自己、自己的旅行和旅行背后的渴望。一九五○年，这些人孤立而脆弱，紧张而生疏。

他们那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出远门不是为了自我实现或磨砺。我重返特立尼达时，黑人之间的那种紧张生疏仿佛是一种流行的溃烂病，让人无法忽视。二十年的写作让我以一种浪漫的视角看待这个地方，当我回到奥里诺科入海口的这座岛上时，像是回到一个不再属于我的地方，我孩童时从没考虑过它是否属于我，而那时它是我的。

那种浪漫情怀现在是一种私人财富。小岛对别人有别的意义。回应对世界的理解或对过去的想法，有不同的方法，自我肯定的方式也有很多。波多黎各飞机棚里的黑人和哥伦比亚号船上的黑人端着姿态，他们想活在旧秩序中，他们希望得到与他人一样的待遇。二十年后，特立尼达的黑人追随美国同胞的脚步，主张独立。他们以简化的感伤的方式看待过去。他们不像我那样为了其中的浪漫而去占有过去。他们换了发式。过去，头发是他们尴尬和耻辱的来源，像奴隶的烙印，如今头发成了他们好斗的标志。为了保留我的浪漫想法，我需要有选择地看待——就像早先在特立尼达时那样，不过现在用一种新的方式。

（在伦敦也有这样的必要。在我刚写完的历史中，有一部分涉及了岛上第一任英国总督的一桩事，他被指控非法下令折磨一个未成年黑白混血女孩。一八○三年，案件的所有证人被带到伦敦，此后待了好几年，开销都是政府出的。有个人被安排住在苏荷区的杰拉德街。门牌号被披露出来，房子依旧在。但是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杰拉德街上满是中国香港人，他们的餐馆、食品店和扔在人行道上的包装盒。我能在那儿看到过去吗？我能，我就站在平地上抬头看唐人街，二十世纪帝国影响力的余波。在它上面，在平坦的表象外，我能看见十八世纪末的残余，能想象出房间的样子。我对伦敦建筑的了解已不再局限于对狄更斯小说中描写的建筑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