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阿雷奥拉的抄写员(第2/4页)
“好的。我会出版它们。”
“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但是,大师,里面应该有很多错。如果不麻烦的话,我想求您帮我改一改。”
“没什么要改的,它们很完美。”
他站起身来,带着奥尔索走了。阿雷奥拉没有给我修改文章,之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在为此付出代价。1958年,《美杜莎之血》的初稿没有经大师的救世主之手,就那么出版了,一起发表的还有费尔南多·德尔·帕索的《日常之事的十四行诗》。从那时起,我一直不停地尝试寻找阿雷奥拉在那个下午本可能为我做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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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西瓦伊斯事后和我解释:
“对不起。那次约见是场灾难。你给阿雷奥拉留下的印象很差。如果他没上手改你的短篇,很明显,是因为他不喜欢,或者他觉得不值得出版。”
那次拒绝没有让我过于沮丧。那会儿,在我向很多小杂志乞求一点版面和关注时,这样的事常发生。我忘了那些短篇,并看到我的朋友们,比如塞尔希奥·皮托、贝阿特丽斯·埃斯贝霍、加斯通·梅洛,还有拉伊蒙多·拉莫斯的文章一一出版。
“总有一天我也可以”,我相信。于是有一天,在我们上预科时曾经参与了我的一部小戏剧作品首演的鲁文·布洛伊多给我打了个电话,和我说:
“你的这期‘独角兽’已经出版了。效果特别好。”
鲁文那时是阿雷奥拉的秘书,他没有做多久,就被米盖尔·冈萨雷斯·阿维拉尔取代了。我去了埃尔瓦和雷尔玛的办公室。阿雷奥拉为见我换了衣服,把我纳入了那个不太正式的文学作坊,那是我们这一代的真正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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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十九岁,我最后的少年时光。像所有其他青春期的孩子一样,我觉得写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只需要往那儿一坐,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就可以写出三个短篇、八首诗、两个喜剧、五篇文章。一切都很流畅,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我不可能明白当时我们甚至叫不上名字的那个东西:脑闭塞,那早晚会降临到每个人身上的痛苦的写作障碍。
阿雷奥拉与我们分享他的智慧,却不曾收取我们一分钱。我很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报答他。除了微薄的稿酬,那时他唯一的收入应该就是阿尔方索·雷耶斯说服墨西哥学院给一部分作家发的每月五百比索的奖金。后来达尼埃尔·科西奥·维耶加斯来了,取消了那笔奖金。阿雷奥拉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难以负担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女儿克劳迪娅和富恩桑塔,以及他的儿子奥尔索的生活,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恩里克·冈萨雷斯·卡萨诺瓦一直是作家们的另一个庇护人,他当时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他怀着从不曾改变的慷慨之心帮助了阿雷奥拉。恩里克向他购买了他将出版的一本书中的那些文章,那本书叫《银针笔》,因为埃克托·哈维尔[3]用这种绘画工具创作了十分精美的动物画作。
埃克托·哈维尔这位伟大的画家在穷困潦倒和遗忘中死去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我曾经去奥尔拜因的那幢楼看过他,很多次都是和何塞·雷乌埃尔达斯一起,他和他一样拮据。我总是想,如果哈维尔能像雷乌埃尔达斯一样有仰慕者的帮助的话,也许就能活下去了。
不用说攒下钱的学问,哪怕是留住钱的学问,阿雷奥拉也从来没有掌握过。他总是无缘无故地就送人一些生活必需品,像费尔南多·贝尼特斯一样,他会买下很贵的书,随即又会感到困扰,怕我们不接受这礼物。此外,他还会送我们红酒和法国奶酪(很长一段时间里,那是我们唯一的食物)。预付的资金,即整本书籍的稿酬很快就用完了。一个又一个的交稿截止日期[4]过去了,书却一行字都没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