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一个人（第4/5页）

周作人笔下的北京是，公开表演的京戏还有严重淫亵的成分，“我记不清是在中和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也记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浒传》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鬟伴送小姐去会情人，自己在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

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遍及北京的东南西北：宣武的补树书屋，后海附近的八道湾胡同，西城的砖塔胡同，城中心的沙滩，崇文门内的盔甲厂，海淀的勺园。往来的北京文化人里星光灿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陶孟和，等等。有超级自负的，在师范大学教大一国文，第一篇选的是韩愈的《进学解》，从第二篇到最后一篇选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也有爱招摇的，洋车上装四盏灯，在那时的北京没有第二辆，如果路上遇到四盏灯的洋车，就是这个人正在开心地前往“八大胡同”的路上。这些人也先后死去，“中年之后丧朋友是很可悲的事，有如古书，少一部就少一部”。老朋友死了，周作人常送挽联，他的挽联比他的诗写得好。

周作人笔下的物价是，一九三一年翻译了四万字古希腊文，编译委员会主任胡适给了四百块翻译费，“花了三百六十元买得北京西郊板井村的一块坟地，只有二亩地却带着三间房屋，后来房子倒塌了，坟地至今还在，先后埋葬了我的末女若子、侄儿丰三和我的母亲。这是我的学希腊文的好纪念了”。

其实，周作人对写作的意义和方式是有深入思考的，不是为了琐屑而琐屑、为了平而平、为了淡而淡。比如谈写作的对象：“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学问，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比如谈写作风格：“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周作人写的那些花花草草、杯杯盏盏倒是从一个侧面构成了中国真实的二十世纪上半截，至少是一个有知识、有见识、有趣味的人提示的一个明确的角度。我一直怀疑所有新闻和历史著作的真实性，因为它们和权力离得太近、受写作者的主观影响太大。我更愿意相信文学的真实，它毕竟是一个心灵竭尽心力地对于世界的描述，多看几个、几十个、几百个，这个世界就逐渐丰富和真实了。唐有诗，宋有词，元有曲，明有《金瓶梅》，清有《肉蒲团》《红楼梦》，民国幸亏有他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和钱锺书的《围城》，一九四九年后和“文革”幸亏有王小波、阿城的小说和杨绛的《洗澡》，否则真不太容易知道那时候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可惜的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去世之前，周作人以翻译和回忆为主，很少写眼前的社会和生活了，否则真值得好好看看。

周作人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周作人在世八十二年，前半生著述不断，结集近四十种。后半生翻译不断，出版近二十余种，以一己之力，构筑了日本古典文学和古希腊文学的中文翻译基础。

周作人是一个死因不明的人。

我没查到周作人到底是怎么死的，查到了他死前的一些事实，罗列如下：“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开始。一九六六年六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周作人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殴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无音信。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我听说，经历过“文革”的大文人很多都不愿意出全集，因为他们在“文革”期间发表了一些底裤全无的文字。周作人或许是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