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8/19页）

他能听到她的脚步声了，后来又听到门把转动，停住，又转动。他不必睁开眼睛就知道，她就在那儿，从窗户那儿看着他。

哈格尔。一心想杀人、挥舞碎冰锥的哈格尔。收到奶娃在圣诞节写的感谢信之后不久，她每月都要在木桶、碗橱和地下室的货架里搜寻一些轻便顺手的武器，用来谋杀她的真正的情人。

信上那句“谢谢你”促使她加速了行动，可这还不是她匆忙跑到碗橱跟前去找武器的原因。火上浇油的是她看到奶娃的两条胳膊搂着一个女孩子的双肩，姑娘那古铜色的丝一般的柔发瀑布似的披散在他上装的袖子上。他们俩坐在玛丽酒家，冲着石桌上玻璃杯里的“杰克·丹尼斯”美酒微笑。从背影上看，那姑娘有点像科林西安丝或莉娜，当她回过头来冲着奶娃大笑时，哈格尔看到了她的灰色眼睛。自从圣诞节以来一直堵在哈格尔胸口的拳头，这时伸出了剥皮刀似的食指。就像新月搜寻潮汐一样，哈格尔也有规律地每月一次翻找武器，然后溜出家门，去寻找那个她认为自己为了他才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男人。尽管她比他大五岁，又是他的表甥女，这些也都没有平息她的激情。事实上，她的年长和血亲关系反倒把她的激情变成了炽烈的狂热，因此也就比爱恋更折磨人。这种感情在夜间把她——不折不扣地说——打倒在床上，而在清晨又把她拽起来，因为当她拖着身子躺到床上，想着又有一天过去了可没见上他一面，她的心跳就像一只戴手套的拳头擂击她的肋骨。而早晨，她早在清醒明白之前，就已感到渴望的痛苦和窒息，直到这种感觉猛地拉住她，让她从梦境不断的睡眠中一下子惊醒。

她在家里走来走去，踏上走廊，到街上，来到水果摊和肉铺跟前，像个鬼魂，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里都找不到安宁。在刚摘下来的西红柿里找不到，那是切成薄片，稍微撒上点盐，由外祖母端到她跟前的。在六件一套的粉红色玻璃碟里找不到，那是丽巴在梯瓦里剧院得奖赚来的。在雕花的蜡烛里也找不到，那是外祖母和母亲为她做的：派拉特把烛芯浸在溶蜡里，再由丽巴用指甲锉刮出小巧的花朵，然后插在一个真正在铺子里买回来的烛台上，放到她床边。甚至正午火辣辣的太阳和海洋般黑漆漆的夜晚也不成。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不去想自己那对奶娃不来吻的嘴唇，那双不往他那儿跑的脚，那对没有跟踪他的眼睛，那双没有抚摸他的手。

有时候，她摆弄着自己那没人来吮吸的乳房，但也有一阵子，她的懒散无聊自发地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狂暴嗔怒，是那种大水泛滥或大雪崩山的肆无忌惮的总爆发——坐在救援的直升机里飞行的旁观者冷眼看来，这些无非是不过如此的自然现象，可是对那些惨遭灭顶的牺牲者来说，苟延残喘之际，却深知这是首当其冲和生死攸关的。一个残忍老练、精心策划的暴力手段在她心中生长着，就像每个总在夜间骑着扫帚，郑重其事前来杀害婴孩的女巫，为黑色的旋风和腿间的扫把而战栗；就像每个食物吃到嗓子眼儿的新娘，在给丈夫撒燕麦粉时，为其浓度和里边碱汁的效力而担心；就像每个王后或名妓，在把祖母绿的指环浸入陈年红酒里放毒时，为其漂亮的外表所震惊；哈格尔也为自己使命的细节而振奋。她蹑足潜踪地追随着他。只要胸中跳动着的拳头还能把她引向他，同他的任何一点接触都聊胜于无，她就要追踪他。她既然不能得到他的爱（无法容忍的是，他可能根本不想她），就只有从他的恐惧中得到满足。

在那些日子里，她的头发像暴风雨前的乌云般在头上向前突兀着。她出没于城南和非医生街，直到找到他为止。有时要这么转上两三天，看到她的人就一个个传话，哈格尔“又去找奶娃了”。妇女们从窗口里边看她，男人们从棋盘上抬头看她，不知道这次她能否找到。失去的爱情把男男女女逼到这种程度，从来没有使他们大惊小怪。他们看过女人把衣裙拽到头上，像闹春的狗一样号叫，而男人们则坐在门口，嘴里含着硬币，为失去的爱情苦恼。“感谢上帝，”他们互相耳语着，“感谢上帝，我可从来没有过一个这样死缠着不放的情人。”“纽约州”本人就是个好例子。他在法国和一个白人姑娘结了婚，把她带了回来。他像苍蝇一般快活和勤劳，和她一起过了六年，直到一次回家见到她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也是个黑种男人。当他发现他的白人妻子不仅仅爱他，不仅仅爱那另一个黑人，而且爱整个黑人种族时，他坐在那里，紧闭着嘴，再也没说一句话。后来“铁道”托米给他找了个看门的活计，他才不致住进济贫院、教养所或疯人院之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