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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啜了一口威士忌，“你有没有告诉弗洛狄亚有关叶可夫的事？”

“没有。”

“弗洛狄亚发现了吗？”

“没有。”

“那么，谁知道？”

似乎她也一直在问她自己同样的问题，因为她丝毫不假思索地就答了出来。

“叶可夫什么事情也不告诉他的朋友，这我能确定。如果那栋公寓是我借的，我会说我借它完全是为私人的用途。在苏联，我们有秘密，会孤独，但是我们不谈私人的事。”

“那你的女性朋友呢？你难道一点都没有暗示她们吗？”

“人可不是天使。如果我要求她们帮助，她们就一定会做出某种假设。多数时是我在帮助她们。就是这样。”

“那么难道没有人帮助叶可夫编辑他的手稿吗？”

“没有。”

“他的酒友也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能够这么肯定？”

“因为我能肯定他在思想上是完全孤立的。”

“你和他在一起快乐吗？”

“能否说清楚一点？”

“你喜欢他吗？爱他吗？他会让你发笑吗？”

“我相信叶可夫是一个伟大而又脆弱的人，没有我他绝对活不下去。要成为完美主义者就要像小孩一样天真，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我相信如果没有我，他一定会崩溃的。”

“你想他现在崩溃了吗？”

“叶可夫必定会说：哪一种人才是精神健全的？是那种计划要屠杀全人类的人，还是采取步骤防止它发生的人？”

“那么，两种事情都做的人健全吗？”

她没有回答。他是要激怒她，而她也知道。他这么做，是因为他嫉妒，所以他要腐蚀她的信心。

“他结过婚吗？”他问道。

愤怒掠过了她的脸，“我不相信他结过婚，但这并不重要。”

“他有小孩吗？”

“你这个问题是多么荒唐呀！”

“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么荒唐。”

“他说只有人类会拿自己的孩子做牺牲品，而他已经决定绝不制造牺牲品。”

巴雷想，除了你的以外，但他没有说出口。

“所以，你就投入他的事业了？”他单刀直入地说，把话题又扯回到歌德身上。

“我虽投入，但还是有限，而且也不清楚细节。”

“而从来都不知道他做的工作是什么？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所知道的，只不过是从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道德问题上推论出来的东西。‘如果要拯救全人类，我们先得杀掉多少人？如果我们能拿得出的计划都摆脱不了灭绝人性的战争，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谈为和平奋斗呢？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选择目标，如果我们连基本的准确度都没有？’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当然知道他的为难处。当他告诉我人类最大的危机，其实并不在于苏维埃所拥有的实际兵力，而是人类对此产生的错觉时，我并没有向他提出质疑。相反的，我鼓励他要言行一致，该拿出勇气时就要拿出勇气。但我并没有质疑他说的话。”

“罗格夫？他从来没有提过罗格夫这个人吗？阿卡迪·罗格夫教授？”

“我告诉过你，他是不跟我谈他的同僚的。”

“是谁说罗格夫是他的同僚？”

“我是从你的问题中推想出来的。”她激烈地反驳。不过他还是相信她说的。

“你又是如何与他联络的？”他问道，又恢复了刚才和缓的语气。

“那不重要。当他的一位朋友接到通报时，他会通知叶可夫，而叶可夫会打电话给我。”

“他那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份通报是何人所发？”

“他没有理由知道。他知道那是一个女人所发，仅此而已。”

“叶可夫害怕吗？”

“由于他讲勇气讲了这么多，我想他是害怕的。他会引尼采的话，说：‘至善就是无所惧。’他也会引用巴斯特纳克的话，说：‘美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