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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巴雷说，他的声音非常轻，所以，或许她没有听到。

“我和他在一起共逗留了三个小时，最后乘坐最末班地铁回家。父亲一直在等我，当我对他说话时，变得就像是一个陌生人到他家去拜访一样。那一晚我没睡。第二天我听到英国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知道坦克一如父亲所料，已经进入布拉格了，而父亲还是感到很失望。但我关心的不是父亲。我那天没去上学，而跑去看叶可夫。他的室友告诉我说可能在‘西贡’可以找着他。‘西贡’是在涅夫斯基普罗斯别克的一处自助餐馆，是诗人、卖药的小贩们以及投机客聚集的地方，不是教授的女儿们会去的地方。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在喝咖啡，但他也已经喝醉了。他自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在喝酒。‘你父亲是对的，这个政权总是会赢的。’他说，‘我们是以自由之名，行压迫之实。’三个月之后，他回到了新西伯利亚。他心中非常苦，但他还是回去了。‘这是在潦倒而死，抑或是妥协而亡之间作一抉择。’他说，‘由于不管怎么选择结果都是死，那么我们不如就选择比较舒服的方式。’”

“那你觉得怎么样呢？”巴雷问道。

“我很以他为耻。我告诉他他是我的偶像，但现在他令我太失望了。我一直在读斯汤达的小说，所以我对他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了不起的法国女主角。不过，我相信他已经作了一个不正当的决定。他已经是一个言行不符的人了。我告诉他，在苏联，许多人也都像他这样。我告诉他除非他改正他不正当的选择，否则我永远不再和他讲话。我提醒他要像我们两人都尊敬的小说家E.M.福斯特一样。我告诉他必须言行一致。自然，我很快便回心转意，而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已不再罗曼蒂克；而且，当他有了新的工作时，他写给我的信里头已经没有当初的那种温馨。我以他为耻，也许也以我自己为耻。”

“所以你就嫁给了弗洛狄亚？”

“是的。”

“而你也还是让叶可夫在你的身旁？”他在话中故意暗示这是非常平常的事。

她的脸立刻就红了。她皱了皱眉，说：“有一阵子，叶可夫和我还暗中维持着关系，但不是常常，只是偶尔而已。他说我们是一部没有结局的小说。我们彼此都看着对方，要完成各自的使命。他是对的，但我还是不了解他对我的影响力或是我对他的影响力究竟何者为强。我想如果我们再多见几次，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对方。当我了解了事情并不是我所想像的那样，我就停止和他见面。我爱他，但是我拒绝再见他。同时，我也怀了弗洛狄亚的孩子。”

“那么你们俩又是什么时候再碰面的？”

“在上次莫斯科书展结束之后。你是他的催化剂。他那时正在度假，喝酒喝得很凶。他已经写下许多内部文件，也发出许多正式的申诉。他写的，没有一样使当局为之所动。不过，我倒是认为他已经使当局很恼火了。那时你又说到他的心坎里去了，你让他在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把他的思想变成文字，而他又让文字变成了行动。这对叶可夫来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第二天，他用了一个托词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已经借到了一间朋友的公寓。当时我和弗洛狄亚的关系已经有了裂痕，虽然我们仍然住在一块儿，那是因为他那时正在等待分配到一间公寓。当我们坐在叶可夫朋友的公寓里，他对我说了很多有关你的事。你已经让他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想清楚了。他对我这么说：‘那个英国人已经把这个谜题的解答给了我。从现在起，只有行动，只有牺牲一途了，文字是我们苏联社会的诅咒，是行为的替代品。’叶可夫知道我与西方的出版商时有联络，所以他要我从我们外国访客的名单里寻找你的名字。他立即着手预备一份手稿。为了他，我心里好害怕地问他：‘你如果喝醉了，怎么能写东西？’他回答我说他喝酒是要维持生命。”